朱令事件的完整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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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令事件的完整报道
作者: macro
访当年奇异“铊”中毒的清华女生朱令 还记得清华大学当年的女学生朱令吗？5年多以前，她曾经牵动 了那么多人的心：当时朱令出现了奇怪的中毒症状，她的同学在因特 网上向全世界发出了求救信，使她最后被确诊为“铊”中毒。如果说 ，数年前，是互联网帮助朱令留住了珍贵的生命，那么这几年来，她 却是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活着并在努力地站起来。 她最喜欢“死不了”。
朱令曾经非常幸运，漂亮、聪明、多才多艺，她还令人羡慕地成 为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生。然而５年多以前一次莫名其妙的中毒，使 她的命运从此改变。 那是１９９５年的４月，正在清华大学化工系 三年级读书的朱令出现了奇怪的中毒症状：秀发脱落、面肌瘫痪、发 音含混、四肢无力，被送往医院，医院对此束手无策。此时，朱令高 中时的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９２级学生贝志诚和几个同学将朱令的 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发信。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回信１５００多封，其中不少回信认为她是“铊”中毒，后经专家 诊断证实。确诊并没有使她的病情立即好转：昔日相貌秀美、聪慧可 人的女孩成了植物人。
朱令的家庭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她曾有过一个与她一样聪明美 丽、考上北大的姐姐，但是在一次旅游中意外失足坠崖。母亲说，当 时看着已经没有了意识的朱令，她只有一个想法：“我已失去了一个 女儿，不能再失去这惟一的一个了。”虽然朱令摄入的“铊”的含量 足以夺人性命，但是这个女孩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朱令最喜欢“死不 了”花，因为朴实无华的小花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方庄小区的 家里，记者见到了这个喜欢“死不了”的姑娘。 她顽强地抗争着。
一进门，就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朱令正合着保姆的口令做手部锻炼 ，那双曾经在钢琴和古琴上弹奏出美妙音乐的双手正微颤着努力做抓 、握等练习。突然，只见朱令不安地转动起头来，嘴里不知哼着什么 。“她想站起来！”朱令的母亲告诉记者。由于朱令的双腿伸不直， 母亲和保姆费力地将朱令抬到健身器上。朱令双手按住扶手静静地站 着，母亲在前面看着，保姆站在朱令身后紧紧抱着她。“她一咳嗽就 有可能摔倒。”就这样，三个人一站就是一小时。母亲说，这样做可 以锻炼她腰部和腿部的肌肉。母亲说，两年前，朱令像这样站立还需要夹板。
录音机里播放的是朱令最喜欢的古筝曲。朱令歪着头认真地聆听 ，脸上露出了笑容。母亲说，朱令当年是清华艺术团民乐队的主力， 中毒前几个月，还曾在北京音乐厅弹奏《广陵散》。朱令心情不好时 会吵着要钢琴，只要音乐声响起，烦躁的心绪就会平静下来。她盼着 将来有一天还能重返校园。 她要站起来，她要上学。
朱令现在的智商有时就像几岁的孩子，对过去不幸的一幕她也似 乎没有留下什么痛苦的记忆，但她对上学仍是念念不忘。母亲说，朱 令经常痴痴地望着她，含糊不清地说着：“我要站起来，我要上学！ ”采访中，在国家地震局工作的父亲回家了，他径直走到女儿身边，当起了教练。“手伸直，身体往左转、右转，好极！”听到父亲的 夸奖，朱令又露出了笑容。而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朱令又坐回轮椅 ，双手举了几十次杠铃。每一次上举，朱令的脸都憋得通红。父亲告 诉记者，朱令每天要这样锻炼三四次，每次都是在父母的要求下才停 下来。生病前的朱令是个性格开朗、活泼可爱的女孩。残酷的命运似 乎还未淹没她调皮的天性。朱令爱听音乐和相声，喜欢听保姆唱流行 歌曲，有时高兴了自己也哼唱一段。“朱令喜欢和我开玩笑，她还给 我起了好几个怪名字呢。”保姆周文梅笑着说。
朱令的母亲朱明新说：“我们都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我们也都很清楚，换了一家医院，可能还没有协和有能力抢救孩子的生命，至少它在医疗设备和技术上是一流 的。但因为协和的傲慢和自视甚高，才导致了这一恶性的后果。权威的观念是可怕的，它 有时候不仅延误病人，还会损害它自己的声誉。如果协和能够谦逊一些，能够集纳多方意 见，我想我们家这样的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怪病
朱令一家人仍在为5年前开始卧病的朱令跟协和医院的官司伤透了脑筋，生于1973年1 1月的朱令在1995年因铊中毒延误治疗留下了永久性后遗症，现在她已经100%伤残，全身 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及基本丧失语言能力。尽管如此，家人和记者关于5年前 那些事的谈话仍旧可能刺激她，所以她的母亲朱明新选择了她不在家的时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患病前的朱令
朱令原为是清华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据朱明新说，她是一个健康聪明、开朗、在 同学里人缘很好的女孩。1994年12月，她首次因不明原因发病，腹、腰四肢关节痛，在北 京同仁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病因无法确诊，头发全部掉光后病情好转出院。寒假过后回校 上学，她的头发已长出一寸左右，但人依然很虚弱。开学一周后，她再次发病，双脚疼痛 难忍、双手麻木，再次脱发。1995年3月9日，前往北京市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 ，神内主任李舜伟教授接诊后，经初诊“高度怀疑铊中毒”，并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 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大夫会诊，张提出可能是“铊中毒”或“砷中毒”，但因 该所当时不能做检测，张建议到朝阳医院做检测，但没去。
朱令就在协和医院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3月15日住院。据朱明新回忆 ：“从那时起，朱令就开始接受各式各样的检查，有一天光是抽血化验就进行了12次，化 验结果都没有血液上的毛病，但是她的神智越来越恍惚，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差，说话也 开始不清楚。这时医生告诉我们，基本否定了‘铊中毒’。协和医院有过多种诊断考虑， 主要考虑为‘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
协和医院也曾怀疑她犯中毒性疾病的可能。虽然朱令为化学系学生，但她否认自己有 过重金属接触史。而且临床病程表现不像，所以一再排除。但协和医院就这一怀疑并未通 过检测方式排除，这成为本案的关键所在。尽管后来协和医院出具了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和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书面证明，说明协和曾出面联系过重金属 检测事宜，而因两个研究所都没有开展该项检测项目，被迫放弃。
无用的网上求救
就这样，朱令在协和医院继续呆了下去，等待确诊消息，她体内的毒素一再深入侵蚀 身体。3月22日，因为吃东西开始呛，医院对她做为了抢救和维持生命必须的气管切开术 ，手术中她产生昏迷，三天后的晚上11点，出现吸氧不稳定的情况，幸好守护在侧的父亲 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次危情。次日，她被收入ICU，靠呼吸机生存，普通手术中出现危 急的病人在ICU最多也就住几天，她一住就是三个月，3月28日起，她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 深度昏迷，期间家人请求会诊，朱令的主治大夫认为：“协和是世界水平级的医院，你们 还不相信我们？”
1995年4月5日，朱令事件曾引起社会关注，特别是北大清华学生上网求救后，朱令成为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寻求拯救的病人。据统计，前后在网上收到1000多封信，朱令 的初中同学贝志诚在北大征集了二三十名北大同学义务翻译，不断地把信件译成中文，送 给朱令父母，希望他们尽快转交给主治大夫，给朱令做一次是否铊中毒的检测，但是均被 以“干扰治疗”的名义拒绝。
贝志诚回忆说：“4月18日，我到ICU病区门口等大夫传送我们翻译好的EMAIL，希望 他们能够采纳，但是我从早上8点等到下午5点，除了少数愿意看但是不起作用的年轻大夫外，其他人谁也不看。”时任ICU主任的大夫还说他们这是在给院方“施加压力”。所以 这次甚至在海外都很有影响的、十分人道和富有国际主义色彩的“网上求救”运动以无效 告终。
与此同时，朱令继续天天接受各式各样研究性检查，前来会诊的协和各科大夫依据他 们的某些判断提出各色检查建议，比如“肾穿刺”或者“脑活组织”检查，有些破坏性过 大的检查被家属拒绝。有一次，她的主治大夫坚决要求朱令从协和的老楼搬到前楼去做一 次“核磁共振”，因为朱令全身插满了管子，又处于昏迷状态，家人只好请来数名壮汉帮 忙运送。
就是这些检查，使一年后朱令出院时，他们家人收到了含少数住院费和昂贵的ICU监 护费和药品在内的50万元账单。
朱令事件是非常令人痛心和气愤的。在国内，它被错误地当作互联网英雄事迹被 国内媒体过度炒作，而忽视了对协和医院种种做法的深入讨论，更对于事件的凶 手忌讳过深。学过医的都知道，朱令的中毒剂量大大超过了致死量，一般的误服 不可能达到这个剂量，肯定是被人投毒了，这一点完全可以够上故意杀人罪。从 朱令一开始矢口否认毒物接触史可以看出，凶手就是她身边的人。从这一事件的 结果看，最起码是“坏人不臭”。我们不否认中国公安的侦察能力差，我们也不 否认这个案件由于时间跨度大，所以取证工作异常困难。但是最让我们担心的是 当时公安的办案决心，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正义性。正是因为社会正义和法 律尊严被悄悄地收藏了起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第二次投铊案，这次是在北大， 还是和化学有关的系，是化学系！由于凶手主动自首，两个受害者治疗还算是及 时，全部完全康复。但是这次的凶手别看是主动自首的，被判了11年，外加3年 的政治权利。关于这段往事，我们现在只能在Google上查到一个网址有详细记载， 而且必须用网页快照的方式观看了。
清华北大两个投毒案最大的不同是：清华案中犯罪嫌疑人有相当的背景，而北大 案中受害者之一（罪犯同宿舍的那位“试验品”）有一定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案中的罪犯是背着受害者去的医院并在医院自首的，但是由于 没有背景，而且受害者之一是东北某大学校长的公子，仍然重判。现在两位受害 者都在美国，也可能就在你们身边，而害人者估计还在监狱里。作为对照，清华 的嫌疑人在美国，而受害者却在病床上。
这两个案件的不同的结局，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还是让大家来评论吧。
嫌疑犯名字叫做：孙维
当时的清华本科生是接触不到铊的，只有孙维因为和教授作课题才能接触。 另外，警方还掌握了相当多的证据；按警方的看法，如果没有下面说的情况， 早可以定罪了。
她的爷爷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革副主席。
据说他死前，最高领导人去探访他，他的要求就是把他孙女放出来。又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大发雷霆说：放他妈什么放，打死了装在麻袋里放出去。
但结果，大家都猜得到。
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尽力阻止该名嫌疑犯出国，先后阻止了她在美国、英国、 新加坡使馆获得签证。在前年她和一个美国人结婚了，再次申请出国， 美国使馆要求同仁医院对她的精神状况进行检查；这是去年的最后消息了。
我难以奢望她会有一点点罪恶感，因为永远是坏蛋睡得最香。
孙维和朱令的同班同学是知道真相的，我想系里和校里也是知道事情真相的。我想代孙维 的老师李隆弟也应该知道真相。为什么大家能够麻木不仁呢？看到一个可怜家庭中可爱女 孩就这样被摧残？物化二不是化学系的学生工作典范吗？为什么人际关系如此恶劣？大家 甚至不愿来往？为什么在国内媒体关注时，校里，系里通过学生干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 难道虚伪作工具是在清华学习的目的吗？其实朱令和孙维包括我们都是清华化学系教育的 牺牲品，孙维只所以能如此变态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至于孙维能逃 脱惩罚，这在中国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学校，学生和教授参于一个阴谋可令人深思。看到 吴今的英文诗，又触动了我五，六年前的良心。我可以ONFIRM，是孙维。
确诊和治疗都很“黑色幽默”
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震阳在1997年3月5日的谈话记录中作证：“(朱令的铊中毒化 验)是家属委托我做的，协和医院事先没有委托我。朱令的妈妈来找我，我提出请家属带 来朱令的脑脊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做全面化验。……第二天，朱令的父亲拿到了五种样本，我们马上做化验，化验结果，是严重铊中毒，下午我们重新做了一次化验， 最后确认了朱令铊中毒的含量(是致死量)，同时，我建议协和医院使用口服普鲁士蓝解毒 。”
他还解释，铊中毒症状很明显，比较容易诊断，尤其脱发、米氏线、手足痛，很典型 。铊中毒一般在体内潜伏期比较长，发病时间也长，侵害病人的神经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及时抢救，毒物还没有侵害病人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的话，那么病人 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化验单交到朱令的主治大夫手里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还不一定吧。”交到当 初初诊朱令铊中毒的李舜伟医生手里时，他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等于是 被同行说服了。
4月28日当晚，协和医院和朱令家属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中日友好医院库房里找到 了仅存的20针普鲁士蓝化学剂，三毛钱一支，后来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盒装 的普鲁士蓝，总共四十余元。朱令父亲吴承志两次买药都带了三四千元，以为救命非得要 跟救命程度相等的钱，结果是啼笑皆非。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 症状消失，然而严重的后遗症却将和她相伴终生。
而且，节外生枝，3月20日朱令病历显示，其丙肝抗体正常，3月24日协和医院对她开 始的血浆置换疗法尽管对在确诊不得的情况下维持她的生命起了相当的作用，前后8次， 每次均在1000CC以上的换血量却使她感染了丙肝，气管切开手术落下的肺部易感染和丙肝 感染成为现在朱令身体很严重的侵扰源。在这点上，两次诉讼时候，法院基本上回避了。
无独有偶，在朱令解毒后不久，北京大学有另外两名学生也因为被同学投毒而铊中毒 ，但因为抢救及时，两人在两周后彻底恢复，朱令用她的半条命普及了一条医疗常识。
漫长的诉讼期
1996年12月，在朱令离开协和又转入其他医院及一家康复中心半年后，她的家人犹豫 许久之后才决定将此事对簿公堂，朱明新说：“我当时还很不想打官司，主要是想给女儿 一个好一些的医治环境，再加上我一再考虑是否将来还可能不得不回协和去治病，它毕竟 是中国最好的医院，要不是亲朋好友一再鼓励，我可能就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后来的情况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协和一再地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我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坚决，直到 后来，变成了我是家里惟一坚持要打完这场官司的人。我们面对的压力是他人难于想象的 。”
立案花了半年多，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在 朱令案中没有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接理此案的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也在收集了双方的证 据后，基本根据医疗事故鉴定中心的说法作为最终判断的标准。用当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法官的话来说是：“我们是很同情原告一方地作出了一个不公正的判决。”1999年4 月2日，朱明新败诉。
随后，北京市浩天律师事务所接受了朱明新的投诉，它和前一家律师事务所一样，是 免费为朱令辩护的，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俞蓉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子其实就是一个权 势问题，被告是一个权威医疗机构，根底很深很牢固，要他们承认自己犯过什么过失基本 是不可能的。诉讼时间的漫长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我们受理这样的案子，首先没有经 济利益，其次没有新闻效应，可以说完全没有好处，完全是出于义愤。”俞蓉还介绍说， 当时媒体基本被封杀关于本案的报道，她一度想求助境外媒体，但考虑到朱令一家的处境 就放弃了。
俞蓉还认为：“医患关系在法律上虽说是平等的主体，但是如果做鉴定是非中立的医 疗体系内的机构比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它基本上是一个准行政机构，很难没有偏向，在 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平等权利就很难得到彻底的保证。”
1999年12月，浩天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次对朱令作出鉴定的 申请。2000年6月，该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接受该案的法 医刘鑫将所有既往病历重新整理一遍，并对一审时协和医院出具的他们曾咨询北京职业病 防治所(当时属于朝阳医院一个科室)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重新 取证，发现其中有时间和人物上的不符，基本否认协和医院曾对朱令铊中毒四处寻求检测 机构的努力。从而认为：“(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原 物，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
再次鉴定的艰难和法医措辞的委婉在整部鉴定书中显而易见，刘鑫说：“我们鉴定是 为了确定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存在损害事实和侵权事实，以及这些事实跟医疗行为之间有没 有因果关系，一旦成立，本案作为民事诉讼的理由就可以成立。”当然，刘鑫还意识到， “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基本上按法律程序来做，所以还能比较客观公 正地出具这一鉴定书。我们认为协和医院只是‘严格意义上的过错’，这一点原告后来也 认同。”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 万元，但是这一赔付至今没有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