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肆|绵羊的脱毛膏

【转】假如年轻时我能知道这些

2009-05-30T08:12:00.001+08:00

有些道理总要等到适当的年纪才能明白，人生的哲理总是来得太迟。回想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的事情，竟是如此微不足道，为什么当初就不能领悟？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我们为什么还在沉溺于过去的痛苦无法自拔？如果你知道一个人能做的最大的冒险事情，就是乐意在公共场合经常暴露自己的愚昧。你现在愿意这么做吗？

许多人不遗余力地学习，遗憾的是真知往往来得太迟，以至于我们没法充分利用它。的确，我现有的知识在我早年的生活中肯定会更实用，这些知识能让我少走弯路，避免过去那些年受过的痛苦，而这些痛苦，我也让别人承受过。
我不相信生活会无故地变得富裕而有情趣，那只是浪漫的妄想。因为我一生都充满动荡和不安。失败不会主动传授你知识，我通过芸芸众生的无知、胆怯和愚笨来获取真知。有了它们，生活会变得轻松，也更成功。因此，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姗姗来迟的道理，期待能让一些人避免重蹈我的覆辙。
很多事情其实无关紧要。

许多令我激动、担忧或殚精竭虑的事情，到最后都变得不值一文。只有很少的事情确实关乎我们一生的快乐。我多么希望早点知道这些，以便能把精力都投入到这些关乎幸福的事，而不是其他。

沉溺于过去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来源
看那些恐怖组织和军事武装集团，往往都是为了陈年旧事，为了索取一小块土地的历史所有权，为了修正一项错误的历史决定。这些都成为了他们将杀戮正义化的基础。

等待有把握时再去做一件事，往往意味着永远的等待
一个人能做的最大的冒险事情，就是乐意在公共场合经常暴露自己的愚昧。没有什么能比这样学得更快。"哎呀", 也是一种乐趣。

盲目追赶潮流是对精神和智力的扼杀
你可以成为一个廉价的时尚木偶，也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你，这些都在于自己的选择。信仰不是群众的鸦片，流行才是。

如果有人抱怨你太特立独行，恭喜你，你正走在正确的路上
谁愿意像动物一样活着？那些强有力的家伙们不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他们希望你停止给他们制造麻烦并听从他们的命令。但你得知道，你无法做到在卑躬屈膝的同时又能活出自我。

如果你将工作等同于生活，那么你将为工作而生活
和很多人一样，当看到那些艺术家和音乐家的工作几乎是全部的生活，我感到很困惑。其实那不是工作，那是他们的自我。除非你有无法抵挡的激情，恰巧也能让你从中得以谋生，否则请永远记住，工作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享受生活。在实现目的的同时，尽可能地少花时间在手段上。只有傻瓜才是为工作而生活。

破坏关系的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听信谣言
浪费你时间的最糟糕方式是传播这些谣言。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好比瘟疫的携带者，相比之下，蟑螂都比他们干净、善良。

试图取悦别人是徒劳无益的做法
总有些人会对你发飙。很多你接触的人，在很多时候也会不喜欢、贬低、轻视或忽略你。另外，你永远也不知道别人真正的需要，因此你为此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放松些吧，爱你的人终究会包容你的过失，他们才是值得我们在乎的人。其他那些人，他们甚至都不值得花5分钟去考虑。

没有永久的胜利者
踏上冠军宝座是件好事情。但不要梦想着可以永久占据这个位置，最糟糕的是，你正决定为达此目的而不择手段。

你不可能取悦、平息或改造一个混蛋
你能做的最好方式，是和他们敬而远之。变成混蛋也能传染，你和他们呆的时间越长，你也越有可能染上混蛋的习气或者你就成为混蛋。

努力加倍，期望减半
任何事情都是花掉你计划的两倍时间，最后却只换来你一半的期望结果。没什么好为此沮丧的，（中国俗话说：事倍功半）让它去吧，你要继续前行。

人是奇怪的偏执狂
撒谎者总是撒谎，骗子总要行骗。一个人对你倾诉的时候，通常已在其它人的面前倾诉过，只是可能没有得到想要回应。一位忠诚的朋友，无论遭受多大的冤屈依旧忠诚。

接纳自己
不管你怎么努力，你都无法逃避成为自己。除了自己，你还能成为谁呢？你可以扮演和假装，但进行扮演和假装的人还是你自己。如果你都无法接纳自己，没有努力挖掘自己已有的东西，那么谁有义务接纳你呢？

那些在起点，�

2009-05-30T07:16:00.001+08:00

那些在起点，逐浪等网站连载的很精彩的小说，往往是被“拖”毁的……

Hello！ Is Hellotxt

2009-05-30T04:40:00.001+08:00

Hello！ Is Hellotxt test

有时候我真的�

2009-05-30T01:44:00.001+08:00

有时候我真的很兴奋

绑定了很多帐�

2009-05-30T01:11:00.001+08:00

绑定了很多帐号，包括那些我不用的帐号

【转载】杭州飙车事件的终极结论：西方人是对的

2009-05-18T14:59:00.001+08:00

　　看着街头呼啸而去的顶级跑车，你喜欢吗？恭喜你答对了，你很老实，你也喜欢。甚至来讲，也会偶尔找个地方狂飙一下，当然，我相信你的素质高，同时也尊重生命，所以，会选择在高速公路或者空旷的地方。但是不是就没有撞到人的概率呢，当然不是。所以，有一天你不小心发达了，买了台顶级跑车，在可以狂飙的地方不留神狂飙了一下，运气不大好，撞到别人了，被挂在网上，大家也会痛骂你，在目前的社会氛围里，同情你的人群小于5个百分比，当然，这并不妨碍你自认为是个好人。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超速了，撞死了前面车上的儿童，涉嫌交通肇事罪，按正常程序，要陪一大笔钱，或者人家父母不要钱，要你坐牢，日进斗金歌舞升平的日子眼看要结束了，出来还不知道生意跟女朋友会不会被哪个竞争对手抢走了，恰好，你一个哥们在交警局负责，或者，你的舅舅的老婆的哥哥的同学的亲戚，是城市的第一二三把手，请问，你会选择疏通疏通吗？愿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吗？

　　又答对了，你愿意，你不是神，也不是圣人，在网上骂人揭黑幕的时候那种正义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你成为你骂的那种人，也是真实的。再一次恭喜你，你直面了自己的人性，你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曾经寻求过超越别人的特权吗？哪怕是隔壁的王大姐在医院上班，恐怕你也会拎上两瓶酒：王大姐，我老婆生小孩的事，就拜托你费心了。做生意的时候，你会寻求超过竞争对手不一样的关系来搞定合同吗？你会的，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社会，就是你我都认可的规则，当然是潜规则，但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认可了这些规则，并恼怒自己不能常常获得超越别人的特权，当然，也少不了骂别人耍特权。正因为这样，你可能无法理解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肢解，也可能无法理解有的国家民众动不动就冲上街头，这些在你的眼里都是吃饱了撑的事。

　　同志们：西方人是对的，在对人性制度化的约束上，他们超越我们无数年，你我都是好人，我们也可以扮演正义的角色，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变坏"，就在制度的灰色空间里。

　　人性巨大的利己冲动，是本性的东西，是血液里的事情。要充分理解每个人为了利己，会用尽手中的牌，会无所不用其极---当风险极小而利益巨大的时候，在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总统和你一样，他丝毫不比你更为自律哪怕一个毫米。

　　频繁出现的哪个贪官被抓、哪个宝马又耍横、哪个局长的儿子又加了分，哪个街道的主任又输了千把万，不管他是千条万条的事情，脉络就一个，他干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强大的制约。

　　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抛开意什么形态不管，有几点是一样的，从东到西从南极到北极都应该一样，因为人性是一样的，那就是：当我们想做坏事想寻求用不公正的手段达到目的的时候，能让我们顾忌与恐惧的一定是：1.随时会被无孔不入的记者逮住曝光，他会为挖到猛料欣喜若狂，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让我的事情见报2.被逮到有我生命无法承受的痛，没有任何权利能干涉到媒体和司法处理这件事情，我的官员朋友们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送点钱让他们给法院打个招呼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上述两点成立的前提是，社会的权利被分散化了，互为独立，互相制衡，报社社长与法官是上级任命的情况下，我找到他们的上级就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就像我们所处的社会一样，你可以看得出，现在的制度是多么的不公。所以，现在不论发生任何超越人的底线的事，出现任何嚣张跋扈的人，你都不要奇怪，因为现在的制度就是孕育这些人的温床。

　　我不讲形态，只讲权利的制衡，所有人的制衡者，都是法律、舆论、公权、工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抗议，社会只要有哪怕一个人不受这些全部的制衡，就会滋生各种灰暗的腐臭的细菌。那些口口声声"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的人必须知道，提襟见肘的制度，才是侵害生存权的最大祸根。

　　所以，至少在对人性的认识上，我们是落后的，甚至是刻意回避的。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人，就开始着手吧统治者关进牢笼，相对他们而言，我们的公仆而所欲为的空间实在是太大，现行的权力格局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革之前，大家随时可以等到下一个飞扬跋扈的故事，提前准备好砖头吧。

原文链接：[LINK]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2009-05-17T05:29:00.001+08:00

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全体共产党员、全国各族人民：

      目前，首都北京形势严峻。一个多月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制造动乱。从六月三日凌晨起，这种动乱已经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种种暴行。他们拦截戒严部队进驻市区和天安门广场执行戒严任务；砸毁、焚烧军车和公用车一百余辆；辱骂、殴打和绑架干部战士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抢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设备；冲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央广播电视大楼、公安机关等首脑要害部门；抢劫商店和烧毁警察岗楼。他们还惨无人道地杀害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和武警战士，甚至把被他们残害的战士尸体悬挂于立交桥栏杆上。他们进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公然叫嚷“要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这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主要是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面制造打、砸、抢、烧等种种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团伙，“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社会渣滓。总之，他们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众所周知，一个多月来，政府对极少数人蒙蔽群众制造的动乱一再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但是极少数人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变本加厉进行活动，终于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坚决平息这场暴乱。为避免误伤好人，从三日下午开始一再发出紧急通告，劝说广大学生和市民不要妨碍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在平息过程中，戒严部队又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极少数暴徒置若罔闻，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些伤亡，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这样做，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几千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颠覆，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毁于一旦，全国就可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断地平息这场暴乱，完全是正义的行动，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的英勇斗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暴乱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是绝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制造种种事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务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们胆敢继续捣乱下去，我们就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有几百万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解放军，有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有力量有信心彻底战胜他们，彻底平息这场暴乱。

      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而不要做任何亲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乱，共产党员要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广大干部职工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保障供给，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正常秩序。各级党政组织，要加强正面疏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不要轻信和传播谣言，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串联，为稳定局势创造安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而斗争，同心同德把建设和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快感

2008-10-04T08:46:00.002+08:00

我办不到，请原谅我。
不管你怎么骂，我都办不到。

缺少的不是伙伴，也不是对手，
在你想实施的事件中，
会缺少的，是我。是我。是我。

你把我的遥控器给弄坏了。
所以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快感。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果然不行。

果然没错。啊。啊。
GameOver。

你说。

是你，因为你的关系，我才。
求求你，向我投降。

喂喂，你踩着你地板，
明显和周围的颜色不符，
在漫画书中，
我只要按一下遥控器，你就掉下去啦。
可是你把我的遥控器弄坏了。

啊。啊。如果我继续写下去，
继续写这些，
十一个人阅读有十个人不懂的短句子，
我会获得快感，这不是我要的。

啊！交换。不要再做坏事了。

我们从没有如此安全——从9.11事件七周年说开去

2008-09-12T04:01:00.001+08:00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是9.11事件七周年纪念日。另外也是强子对撞机启动的第二天。

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我承认，包括我在内，其实很多人都是挺兴奋的，那时候网络当然没有如现在般普及，我半年也难得上一次网（上网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不是很清楚全国人民的情况。但是单我所处的圈子，大家谈论这事情的时候、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激动。恨大胡子的本·拉登怎么没有把白宫、五角大楼、胜利女神像、这地那地全轰了。由一地窥全国，我想，全国上下怀着如此心情的人不在少数。

今天我冒天下之大不讳把这讲出来，并不是要影射、宣扬什么，而是事实如此。这和咱们对“美帝国主义”长期的情感是分不开的，另外需要特别在此点明的是，那年的4月1日，我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外交军事事件。

9.11 已经过去七年，逝者已矣。拉登同学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行动，并没有摧毁“圣教”的敌人，反而赔掉了两个国家。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到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长期影响世界格局。美国借着反恐的旗号，在世界上四处开火。所为反恐，这个“恐”是什么呢？是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或组织，如果这个“恐”是威胁我国或者俄罗斯利益的国家或组织，美国会以大笔的国防预算和大量（数千人）美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反” 吗？“东突”美国人花钱花人去反了吗？他们没有，相反在9.11事件以前，美国甚至是暗中支持该组织的。所以，所为的反恐只是漂亮话，只是一个借口，吊死反对者才是真的。

有同学看到这儿，或许会不耐烦了。说：“你讲这些干什么，跟说书似的，和咱没有一毛钱关系啊。”

同志们！怎么和咱们没关系，关系大的很！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孤立的，任何国际大事都是大国博弈的产物。美国反恐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利益，咱们国家在国际反恐中似乎不发一声或没有任何作为。其实这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作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争先恐后贴着美国的屁股支持反恐，这其中是为了撇清自己和拉登他们没有关系外，更是各怀鬼胎：如日本的自卫队。我国不发声或者没有表现出什么作为，其实也是有咱们自己的考量，其一咱们国家的军事在保家卫国的同时，首要目标还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服务。其二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各位不妨想一想，我国动兵前往海外，其后果是什么呢？“美帝忘我之心不死”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自苏联垮台后的，叶氏执政时期的俄国，和美国的关系“很不错，很和谐”。当然俄罗斯人损失了多少利益，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老叶应该知道）。东欧各国也相继受到“和平演变”。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陷入最低谷。此后（如今）美国打击的对象除了我国还会有谁？朝鲜吗？如果九十年代初期我国和东欧诸国一样，承受不住压力，被“和平演变”了，我敢说，朝鲜撑不过三个月。当年的情势到底有多凶险不是我这样的布衣能想象的，但是我还是透过诸多史料窥见其一斑。同志们，当时的领导人是何其英明！国际形势凶险万分的当时仍能做到让国内民众感觉天下太平。

美帝忘我之心不死啊，现如今满大街的物欲横流，不正是西方集团继续在对我国施行“和平演变”政策的最好力证么？当然，我国现今的领导人们也是比较英明的。他们因势利导，将外界压诱之力巧妙的化入经济建设中去。

读到这儿，你是不是心里在嘀咕，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么我来说点具体的，你也关心的。

第一件事情：国际上美元势弱，西方集团天天喊着人民币升值（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市场）以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他们喊喊也就罢了，可恨有一些二八也跟着起哄。我不懂经济，但是这事情却是有前车之鉴的，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后日本人民一夜之间失去了其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二十年所积累下的财富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虽然那时似乎还没有我）

第二件事情：今年三月头上，藏区不稳。为什么偏偏是今年？难道真是借奥运出来闹么？这只是其一，无关紧要的其一，因为闹归闹，他们的“大事”还是不能成的。

第三件事情：今年三月中旬，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时的情况啥子都知道马英九要获胜。陈扁扁同学其时已经弊案缠身，他自己也知道，一旦下台、铁定玩完；很凑巧的是，美军有几个洲际导弹的引信“误运”在台湾，再说的明一点，那些玩意儿是核武的设备！

这三件事情不是彼此孤立的。如果选举结果出来后，陈扁扁宣布独立。台湾军事戒严（选举结果就废了），我方用武，台湾宣布拥有核武（真假不论），我军因此短期受挫，美军（联合国军）借机全面进驻台湾海峡；届时西藏不稳，东南有乱，国际封锁；随之而来的物价飞涨，人民币迅速贬值，经济崩盘。那时会是怎样的处境呢？我国丢失藏台二省（甚至新疆），美元大量涌入、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硕果须臾之间被掠走。甚至政府瘫痪，改朝换代……幸而高层领导人处理的很是巧妙，连一点点的风浪都没有刮起。咱们这些市井小民再一次表现的无知无觉，这就是领导人的艺术。

我不得不说，我们如今的政府，是真正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奋斗的政府。虽然它或多或少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也时常表现忿满，但是我并不糊涂，我真心拥戴它。

再说反恐，咱们国家似乎无所作为，其实质是因为国内绝大部分地区无恐可反。咱们不必担惊受怕，即使是大半夜，一个人在马路上走，也可以感觉和白天一样安全。（以前和一个QQ聊友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在他们广州可不这样……广州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还是需要那边的人自己体会）这么良好的治安状况也是以前的任何一个政府所不能提供的。

本篇到这儿其实可以结束了，但是既然说到了安全……有一个印度的小姑娘因为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关系而感觉不安全自杀了[Link]。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安全的很，去欧洲人权法院告状的除了蛋疼的外，就是哗众取宠的，那些玩对撞机的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有老婆孩子，要是真危险，他们早该干嘛干嘛去了。再者这东西毕竟是人力所造，人力有多渺小大家知道么？举个例子吧，把如今地球上所有的核弹集中一块，一起引爆，炸出的坑都没有一英里深。对撞机的威力和宇宙射线相比，不知道要低多少个数量级。所以咱们完全可以该干嘛干嘛，商业媒体的热衷于宣传这个，宣传世界末日、完全是为了收视率。我愿意拿出100RMB打赌，如果是因为这个甜甜圈的缘故，有任何人便秘腹泻、甚至没有食欲，都算我输。

微软的广告和Gates美味的屁股

2008-09-08T06:01:00.005+08:00

微软最近耗资三亿拍摄了一组广告，由老盖茨和好莱坞喜剧明星Jerry Seinfeld两人主演。目前放出的第一个广告，剧情是Jerry和Bill在一家鞋店偶遇，Jerry助Bill挑鞋然后一起去停车场的故事。

他们的谈话丝毫未曾涉及任何Windows、Vista等等词汇。只是在最后Jerry问Bill他们是否能推出一种操作起来就像吃柔软多汁的蛋糕那样惬意的操作系统，老盖茨用扭屁股做了回答。随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词汇：“delicious”以及微软的LOGO。

其实这个广告我看了多遍（中午看了两边，第一遍缓冲不畅；为了写这篇博客又看了两遍），还是没有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反倒是让我看一遍恶心一遍，盖茨扭完屁股之后出现的词汇Delicious，会让我很长时间感到心理不适。

盖茨扭屁股广告在线观看：
Windows微软官方网站（清晰、宽屏，但您的电脑需要安装有Silverlight）
youtube
优酷-youku（国内分流，适合中国大陆地区）

Flickr

2008-09-06T19:27:00.001+08:00

This is a test post from , a fancy photo sharing thing.

关于安徽诗人叶世斌。

2008-09-06T06:14:00.003+08:00

诗歌，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一种文学形式，究其原因是因为我看不懂。相比于以小说、散文、杂文等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现代诗一直是令我比较头疼的，因为我看不懂。而对曾经以文学青年自居的我来说，看不懂别人在写些什么，是比较可耻的。所以我花了更多的精力在关注现代诗上，总算现在也能看懂个大概。
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是关于一位安徽的诗人被推荐角逐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遂大惊！在我的印象中，国内有资格候选角逐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中，只有曾经的巴老一人（沈从文等人因为时代久远，做不的数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比较热门的文学形式小说、散文、剧本方面颇有微名的人也屈指可数，更何况极端边缘化的诗歌，印象中这几年中比较有名的是人就两人：一位是写了“回车体”的赵丽华，另一位是在广东打工的女诗人郑小琼。
而这位将角逐明年诺贝尔奖的诗人——叶世斌，我是闻所未闻。（但凡国内有点名望的现代诗人，他们的作品我或多或少的浏览过，只能说浏览。）
于是马上Google叶先生的一些情况：原来并不是我孤陋寡闻，连多位诗歌研究专家也不曾耳闻叶先生的大名。更令人不解的是，作协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国内有作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连中宣部辖下的CCTV，每年都要在新闻里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而很多时候那些作家在获奖前和我国完全不相干的（国内没有人知道他们，没有阅读过他们的著作）。
至于叶先生获得的两个头衔：IPTRC荣誉文学博士，和国际文化-文学-艺术奖，我是闻所未闻，那个什么IPTRC我在网上居然还不能查到。

带着更深的疑问，我去了百度天长吧，以及叶世斌的博客。
天长吧里的情况令我意外，有挖苦，讽刺，漫骂，甚至讨论他儿子的。而叶的博客上，首页几篇几乎都是别人的评论文章，好不容易找到了叶的几首诗，也全没有我欣赏的几位现代诗诗人的精彩（或许是我的口味问题，但愿如此）。

之后又去查了一下和叶世斌有关的那几家机构的，发现都是民间组织。我不能说民间组织就没有权威性、公信力，但是至少就我目前看到网上的评价以及如凤凰网等报刊媒体的报道，这机构就是拉杆扯大旗的货色。

下面的章节我不知道该如何写就，因为写到这里，我突然无精打采起来，对于他或者他们的炒作，我已经没有一毛钱的兴趣了。

理解Chrome。

2008-09-04T07:02:00.004+08:00

其实原本已经已经不愿意写关于Google Chrome的事情，昨天一天简直就是个“Chorme日”，CB以及其他很多博客上，到处都在讨论Chrome。于我自己，也安装并体验了Chrome，在深深感到它的功能是如此的简陋时，我就卸载了这款浏览器。并别不打算在Firefox的功能完全能满足我的情况下使用其他的浏览器。
但是今天早上在keso的博客里看到了一片分析文章，立意角度与我昨天看到的那些文章截然不同，是另一个层次。我觉得很好，如果我自己写一篇关于Chorme的文章，总是不能免俗的；现在转过来：

浏览器很重要，浏览器成为PC上多数用户运行和使用时间最长的软件，是我们访问互联网，获取各种在线服务的主要手段。但这并不是Google一定要推出自己的浏览器的理由，至少不是全部理由。

浏览器自身发展缓慢，已经远远落后于Web应用的发展需要，成为制约Web的一个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浏览器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在Google最重要的对手微软手中。我相信，每一个因为使用Mac或Linux，就被招商银行拒绝服务的用户都很清楚，IE或者说微软，在其中起了非常坏的作用──互联网被它绑架了。

与此同时，新的XHTML标准也总是处在平衡、扯皮、议而不决的状态中，W3C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却一副元老院养尊处优的拖沓做派。但Web的发展，却无法停下来等一个新标准，然后大家都去遵守。

我想，这就是Google两年前决定上马浏览器项目的真正原因。Google必须亲自掌控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浏览器，此外，Google必须建立自己的事实标准，并为这些标准提供一个可控的容器和示范。

所以，在Chrome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新的JavaScript引擎V8，一个是将Web应用桌面化的Gears。这两者代表了Google扩展浏览器，以便更好地支持未来的Web应用的主要企图。

我们常常把占领桌面庸俗地理解为，建立一条夹带私货的管道。其实更高明的占领桌面，不是做贼，不是算计用户，而是建立标准，建立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事实标准。对Google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无论你采用何种平台、何种终端，同样的应用都被同样完美地运行。Google“云”中蓄积的能量，要想更好地得到释放，它需要一个得到很多支持的标准，以及采纳这个标准的浏览器。

所以，在Chrome中，Google并没有集成很多它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有人抱怨，用IE还可以装个Google工具栏，用Chrome，连这个都不能装。不光Google工具栏，你还无法一键访问Gmail，轻松地发布博客到 Blogger，上传视频到YouTube，甚至默认搜索引擎都可以自定义。Chrome就是一个浏览器，Google不需要用它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像Chrome一样，V8和Gears都作为开源项目发布，这无疑会增强项目本身的中立性，和对开发者的吸引力。Chrome自己取得多少市场份额，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它是否能为V8和Gears提供最佳示范效果，协助它们成为标准。

有人说，Chrome瞄准的目标，既非IE，也非Firefox，而是Windows。考虑到“云”、应用和浏览器这样一条主线，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

——作者Keso Link

浏览器，浏览器。

2008-09-02T11:42:00.004+08:00

今天突然在CB有看到一款新的浏览器，来自互联网超级巨头Google——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logo：

说实在话，我感到惊讶，因为之前人们将Google和浏览器一起提起的时候，总是会自动联想起Firefox，正式我现在在用的这一款。而且昨天还看到新闻说Google和Mazilla的合约续签到2011年，那么Google缘何在此档口推出自己的浏览器呢？

是IE8的缘故么？还是Google想推出一款整合自己几乎所有网络服务的客户端软件？并且协调已经发布的众多客户端软件？我有兴趣关注这一软件，并且我想我会试用，但绝不会使用。应为FF3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完美。除非chrome能够支持FF的插件（似乎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内核不尽相同）。

顺便在这里贴出我的Firefox插件列表，都是很简单的插件：

1.		AdblockFilterset.GUpdater{0.3.1.3}.xpi
2.		AdblockPlus{0.7.5.5}.xpi
3.		CuteMenus-CrystalSVG{1.9.3}.xpi
4.		FEBE{6.0}.xpi
5.		FireGestures{1.1.4}.xpi
6.		Flagfox{3.2.8}.xpi
7.		FlashGot{1.1}.xpi
8.		GoogleIcon{1.8}.xpi
9.		GoogleToolbarforFirefox{3.1.20080730W}.xpi
10.		IETab{1.5.20080823}.xpi
11.		IEViewLite{1.3.3}.xpi
12.		ImageToolbar{0.6.5}.xpi
13.		MediaWrap{0.1.7.3}.xpi
14.		QuickDrag{1.0.5}.x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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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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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能高尚

2008-07-02T13:33:00.003+08:00

应为前些日子一直沉浸在我的科幻小说《凋零的宇宙》的构思与创作中，渐渐的忘了关注时事。
　　贵州6.28事件把我拉了回来。
　　昨天，上海又发生一起袭警案件，目前尚未公布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昨晚我去天涯杂谈看网友的评论。无意间看到一张说“姚牧云抄袭事件”的帖子。看了，大惊。
　　说实在的，姚牧云是谁，我之前并不知道。白先勇是谁，我知道。虽然知道白先勇是个作家，但是提到时我所想到往往是白崇禧，所以他的文章我一篇没有读过。杜拉斯是谁，我也知道，但仅仅读过他的《情人》，而且是很久的事情了，似乎当时我也没有读通。
　　令我大惊的不是姚抄抄的抄袭。郭敬明也抄过，所以我的心里承受力已经挺强韧了，你现在随便告诉我哪个作家是抄袭的，我都不会惊讶了（郭当时大红大紫，他却自毁名声）。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的伎俩居然得逞了4年。这是文坛的一个羞辱。难道没有一个责编、主编看过她抄袭的作品的原作？或者其他作品的作者太不知名，或者如何，但是白先勇的、杜拉斯的作品难道都没有看过么（知道事件后，我了解到，其抄袭杜拉斯的文章，文章标题都是一样的！）？甚至发表后都没有人能指出的么？直到最近。
　　姚抄抄栽了，各路人物都来数落上一通，都是指责其抄袭的。自然，抄袭自然要指责。但这是人云亦云。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事件！还有什么人因该为此事承担责任呢？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给了一个剽窃者4年的生存空间（还挺大）呢？难道没有人觉得该拷问一下目前中国的文坛么？这纪念文坛有多少优秀的作品诞生呢？是大家都很优秀，在闪耀的光芒中没有特别明亮的；还是读者已经退化到读不懂、发现不了好作品了？还是我们作家的问题呢？
　　大家不要觉得姚抄抄事件仅仅让姚抄抄颜面扫地。是中国的文坛，都颜面扫地了啊。我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如何杜绝此类事件的再一次发生呢？如何避免再出个张抄抄、李抄抄、王抄抄呢？毕竟，耳光还是少吃为妙。

注：我喜欢的消遣小说是黑社会类的和星际类的，为什么喜欢这两类呢？应为这两类都是玄奇。而黑社会类的小说我知道一篇《七年黑道》，写的很好。但是星际类的消遣小说，没有好的——至少我读到的都不能令我满意，所以我决定自己写——预定是发到起点去——或者我写的比别人的还烂，但自己的孩子总是俊的。呵呵。

【转载】628非纪实文学《暴徒县的故事》

2008-07-02T05:09:00.003+08:00

作者：_领导先走_ 发表于：天涯杂谈

（本文用词，完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这世上民众，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不明真相的人，另一种则是别有用心的人。　　 ——题记
1.　　　　公元8888年5月32日，倒霉孩子节。
天朝西南部的暴徒县里，百姓像往常一样，自力更生安居乐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人人心怀感恩一心向善、平安喜乐合不拢嘴，真真是一派河蟹景象！
此时天色将暮，夕阳斜照日沉山坳。再往天上看看，但见湛蓝天空万里无云，直将个明晃晃亮晶晶金灿灿红彤彤那轮伟大红太阳衬得庄严肃穆却又满怀慈祥。
这红太阳下映的，正是这大名鼎鼎县城西门。西门因何著名？正因这门外小桥，名曰“投水”。　　　　投水桥上，两男两女。
两男身高不详体重不详职业不详姓名更不详，只是可见二人神色光明正大，举手投足间毫无猥琐之气，说他们能干坏事，自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二男边上站一少女，面容清秀眼神清明气质清雅仪态清纯，从眉宇间的浩然之气可见，其定当是位根正苗红的河蟹主义好姑娘！——这二男，我们不妨叫他们“好少年”，这一女，只知道她姓王，可叫她“王无辜”。
三人对面，是一年轻女子，样子看大约也就十五六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人和对面三人可就判若云泥了！但见她面目娇媚神态妖冶，狐媚中却又透着那么股乖戾狭隘之气。——这妖冶女子姓李，我们便称她“李自尽”吧！
这李自尽和王无辜平素不和惯有嫌隙。王无辜是和谐主义好儿女，怎会将这下等庸俗且爱无事生非的李自尽看在眼里？二人又年轻气盛，争吵不断打斗常有，终于，“矛盾深化”，“由量变到质变”了。今天，王无辜带着两个好少年，就是要苦口婆心来教育李自尽，劝她改邪归正！
四人相向站立势成犄角，互相说着什么。
风，不知哪个方向来的风，吹散了他们的话语，吹走了他们的声音，也吹掉了天边低垂的红太阳上的点点灰尘。
突然，冥冥里一卷狂风呼啸而过，霎时间百草翻折天地变色，直将这西门外的大千世界遮挡了个天昏地暗。这一阵好风，恰似从阿鼻深处发来，奇寒刺骨奇黑赛墨，遮天蔽日改写乾坤，险些把这桥上的黑白都吹颠倒了。风势既大，后劲又长，浩浩汤汤居然延绵足有半个时辰！
风过后，再往桥上定睛观瞧：二好少年和王无辜还在桥上，仿佛是桥上旧有的部分一样，平安无事。尤其平素就爱锻炼身体的好少年甲，正在利用这刮风挡眼不见物的时间，趴在桥上做着俯卧撑。可惟独，不见了李自尽！
三人惊慌，连忙大喊：“李自尽掉河里了！”边喊边跑回暴徒县城，直奔李自尽家里宣布噩耗。
2.李自尽家家大业大很是蛮横，她思想偏激的父母兄长自大惯了，怎会相信这个？随同众人到西门外河里捞出尸体后，他们连哭带喊将王无辜等人拧送衙门。
正所谓心里有什么，眼里就会看到什么。李氏父兄想必内心龌龊，居然说李自尽是被先奸后杀而死，硬要衙门验尸。可现象明明白白，这李自尽就是自杀，刁民还要干嘛？县令即宣布：“李自尽乃是投河自杀！”而这王无辜等人，一看就是清苦人家的正经儿女，怎能犯这么大的错误？显然，这是诬陷。既然是明显的诬陷，就不用立案收入卷宗了，明日就都放了吧！一切还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刁民李氏父兄听说王无辜三人被放走了，心里还不平衡。四人同在桥上，为何偏我女儿投河？左思右想气愤难平，便把失女之情幻化成刁蛮之气，冲向衙门要求再审，并再次要求验尸。衙门一想，我们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吃的是人民的俸禄拿的是人民的钱粮，岂能因你个人家一点小事而劳动高科技手段？验尸地，不许！
刁民们，别闹，这是为你们好。
可更甚者还在十几日后，李氏家人竟然连同李自尽叔嫂等一同冲击衙门，一边口呼还我公道，一边大闹公堂。行为暴动暴力暴虐，言辞无理无力无节，装疯撒泼无一不干。这可严重干扰了衙门对人民的服务工作，破坏了衙门里的安定团结，衙门几十年苦心构建的河蟹主义硕果险些因此而毁于一旦。这还了得？县令一声令下，把这几个刁民给我轰出去！
忽然，狂风又来！霎时间又是百草翻折天地变色，直将这衙门内外的大千世界遮挡了个天昏地暗。这一阵好风，恰似从阿鼻深处发来，奇寒刺骨奇黑赛墨，遮天蔽日改写乾坤，险些把这衙门里的黑白都吹颠倒了。风势既大，后劲又长，浩浩汤汤居然又延绵足有半个时辰！
风过后。衙门里的人仍在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好像从来没有休息过一样。可衙门外，李氏家人却无端的遍体鳞伤。一个个头发蓬乱遍体淤青，似是挨了殴打。——谁都能看出，这顿打可和衙门一点关系也没有！
可能是天网恢恢肥而不腻吧，几日后，李叔暴毙。
3.这下可捅了刁民们的马蜂窝了！
这些刁民，平时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天朝地震他们也跟着默哀，天朝举办赛马会他们也帮着传递水碗，可真到了闹事的时候，底层贱民的刁蛮本性全都露了出来！
他们身上散发的带着汗渍气味的不平和携着血泪气味的愤怒，把衙门冲得不得安生。县令为了和谐，只好采取下策——将李自尽的尸体带回衙门，好好研究。
于是，众多六扇门的高手，不管正衣便衣黑衣白衣倾巢出动，向尸体进发。可敬可爱的人民公奴们，不顾泥巴裹满裤腿不怕汗水湿透衣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白天克服重重阻拦前去明夺，夜里克服重重阻拦前去暗窃，想尽办法要将死者尸体带回衙门。可在李氏势力的阻拦下，虽然为了杀鸡儆猴而伤了几个刁民，但行动终未成功。
数日后，李自尽的不明真相的同学们被鼓惑到衙门来，要求为李自尽伸冤平反。可既然不冤，则何来伸冤一说呢？县令携副县令，副县令携众师爷，众师爷携各捕快，对学生们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表情之慈爱，言语之宠溺，无与伦比，拳拳爱生之心，天地实可共鉴！
正在说着，忽然狂风又又来！霎时间又又是百草翻折天地变色，直将这衙门内外的大千世界遮挡了个天昏地暗。这一阵好风，恰似从阿鼻深处发来，奇寒刺骨奇黑赛墨，遮天蔽日改写乾坤，险些又把这衙门里的黑白都吹颠倒了。风势既大，后劲且长，浩浩汤汤居然又又延绵足有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后，众衙门人员平静地该站站该坐坐，丝毫无事。众捕快提刀拿剑，可能是要保护学生们。可学生们却四散奔逃，胳臂躯干皆有血迹，有几个甚至倒在血泊里。——显然，这和那些捕快手里的枪棍无关！
4.话说这世上民众，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不明真相的人，另一种则是别有用心的人。
暴徒县里的民众也不例外。
铁一样的事实：明明李自尽是自杀，明明李氏亲属是自己受伤，明明众学生并没有受衙门武力驱赶。可不明真相的暴徒县民众却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驱使下，揭下了脸上良民的面具，点燃了心里闷骚着的怒火，拿起了各自私藏已久的凶器，对衙门进行了惨绝人寰不讲道理的冲击！
看看吧，刁民们的嘴脸和凶器：哭喊——震慑了人们的灵魂；眼泪——腐蚀了人们的心智；铁棍——撬翻了捕快的马车；铁锹——砸坏了衙门的门窗……甚至，甚至他们居然动用了因外国资本控制而大大涨价的汽油！！！
烧……杀……抢……砸……不明真相的人们被别有用心的人们带上了犯错误的不归道路！
衙门无奈，只好上报郡守。郡守一听焦急万分啊，这岂不是破坏了河蟹主义大好环境？！我等乌纱帽丢了倒不要紧，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啊！一个人死了算什么？一家死了又算什么？从大局出发的话，一个县死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啊。
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公奴态度，郡守速速调集暴徒县周边各县兵卒前往暴徒县平乱。一声令下，这只威武之狮文明之狮胜利之狮再次出发！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的保护神们在公奴的带领下，昂着自豪的头颅迈着坚毅的步伐，开进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搅得一团糟的暴徒县城。他们本着三哥带婊的思想、河蟹主义的精神，冒着锹林蛋雨不辞辛劳地将一个个不明真相的民众劝回家，再把那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慈祥地抓起来带回衙门——最可耐滴银，你们辛苦了！
5.现在整个天朝都很震动，大家纷纷无理质疑朝廷。以前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因为天朝的民众的本身成分就适合发生这种质疑正义的行为：你想想，一个由不明真相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这两种人组成的社会，想要做到真正河蟹，得多难啊！也真难为朝廷了。
为了不让更多被蒙蔽的群众在错误道路上渐行渐远，官府找了郡里的权威仵作胡公正同志，对李自尽尸体进行了严密检查和科学分析。经判定，郡里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公布：李自尽，是溺死的，与强奸无关！
铁一样的事实在这里，可那些骨子里不安分的人们还是不安心。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依然利用着天朝自由民主的网络，来散播着虚假信息。怎么办？那就得靠我们朝廷亲手栽培的厂卫同志们了。不河蟹的帖子坚决删掉，不河蟹的言论坚决屏蔽，不河蟹的行动绝不报道，不河蟹的刁民们你们等着瞧！
暴徒县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了，可真正的反突发事件行动还没有结束。更大的战场在人心，确切地说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心，和那些少数煽风点火别有用心的人的心。我们公奴的工作不但要震人，更要诛心。只有这样，河蟹才会恢复，也只有这样，幸福才会到来。
尾声.
天朝仍然是那个天朝，百姓像往常一样，自力更生安居乐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人人心怀感恩一心向善、平安喜乐合不拢嘴，真真是一派河蟹景象！
而天上，那轮明晃晃亮晶晶金灿灿红彤彤的伟大红太阳，被擦的越来越干净了。

在贵州省瓮安县

2008-06-30T02:35:00.004+08:00

事件，本人不做评论。

官方口径：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9/content_8456598.htm

在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573543/

我保存的这次事件的照片：http://docs.google.com/Doc?id=dgczns9n_42f32f4ccr

yahoo上的新闻（英文）：http://news.yahoo.com/s/afp/20080629/wl_asia_afp/chinarightsunrest

凤凰网上的新闻：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806/0630_17_623874.shtml

周正龙，一个可怜的中国老农民

2008-06-30T01:02:00.004+08:00

去年下半年起的虎照事件，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截至今时，官方终于给出了一个最后结论：周正龙涉嫌诈骗被逮捕。

我从没有就虎照事件发表过任何看法或言论，应为从开始起，我就认定这是场闹剧，但到现在，现在这个结论，我不的不说两句。

周正龙固然有其可恶的因素，但我不相信，他“有足够的智慧”可以玩弄那些林业厅的官员。

我不相信周正龙在拍虎照的时候就知道会有20,000￥的奖励；我不相信那些初看到照片的官员没有能力识破；我不相信那些官员特地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好心的表彰周先生。

但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是诈骗犯。我不知道那些官员是否受到了惩处，我没有去搜。因为结果总是那样让人生气而无能为力。

民意涌流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

2008-06-21T13:32:00.003+08:00

2008年6月20日，绝对是值得记住的一天。所有的网民值得记住。6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能跟网民在线交流，放眼世界，这种沟通也并不多见。根据笔者看到的信息，也就美国总统布什、英国前任首相布莱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等，常常借助互联网，与网民沟通。这其中除却领导人忙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网民与互联网渠道的“非主流”。
然而事实上，超过2亿的网民，无论从社会的任一方面，都已成为一支阵容强大、举足轻重的力量。从柴米油盐、看病上学，到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互联网都能以最快捷的速度形成声势。网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影响着决策者的方向。远的如抗击非典、治理黑砖窑，近的如奥运火炬传递、抗震救灾，来自各个阶层的网民，直抒胸臆，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想法与智慧，并最终汇聚成民意的洪流，利于国而惠于民。
中国的民主历程值得记住。胡锦涛总书记同网民的“亲密接触”，是网上民意的一次最大涌流，是民主开放的一次最大体现，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历程的一个“节日”。
网络是虚拟的，民主却并不虚拟。民主表达的渠道是虚拟的，民主表达的结果却并不虚拟。相反，恰因为兼具现实与虚拟两重身份，在平等、广泛、畅通、高速的渠道下，网民敢于说真话，能够说真话，也因此能够让决策者听到真实声音，充分听民意、知民瘼、集民智，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更有利于下情上达，治国行政。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对网民所说，“我们强调以为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改革开放的中国值得记住。胡锦涛书记的率先垂范，必将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先声。总书记同网民对话，昭示的不仅是网民话语权的提高，是中国民主政治历程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向国人乃至世界昭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思想解放的脚步一如既往，从容向前。
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如今仍有不少官员在抵制互联网。但是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交往、生活、学习、思维方式，乃至于整个社会的结构。互联网不是洪水猛兽，民意的畅通传递更不是洪水猛兽。因此有了省委书记欢迎网民拍砖，有了两会上总理感谢网友，有了如今总书记同网民直接在线交流。
世界大势，滚滚向前。对话方式的改变，民主方式的改变，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可以说，总书记的这次网上交流，让民意涌流真正进入互联网时代；同样也可以想见，有了总书记的这次网上交流，中国的网民必将更加胸怀国家，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必将缔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前景。

转载自中国网作者：闻心无
= = = = = = =
P.s.
胡锦涛是除周恩来、胡耀邦之外，我最认同的一位高层领导人
我不自觉的认为，胡主席、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一些改变。

【转载】中国农民真正贫困的根源

2008-02-04T05:28:00.000+08:00

作者：天涯浪子本无家于 2005-07-07 09:36:02.0 发表
来自：发展论坛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的地方，我发现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的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　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八十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　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　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　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　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　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　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共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　干部制度
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　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　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　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3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　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　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我愤怒了，或许我会坐牢

2008-02-02T10:49:00.000+08:00

现在起
我要着手查找真相
如果真相真是那么糟糕
那么我只剩下暴力

我是人，它不是
对于人，我们可以讲道理
它是兽
我只有暴力
暴力也是我和它彼此唯一的沟通方式

或许我会坐牢
但是
我不后悔！不会后悔！
为尊严！为人的尊严！

【转载】为中国男人扳回一分

2008-02-01T04:21:00.000+08:00

深圳打工仔杜登勇先生在零下四度的结冰路面步行100多公里，为的是他女朋友。这事如果发生在美国，一准会被登上《读者文摘》，而且标题下面的导读里一准会出现一个词：Hero。零下四度，道面结冰，连公车都停了，一个人步行100多公里，这是非常之举，为了爱情而做非常之举，这就是英雄。但是在中国，另一个单词会刺耳地响起：傻逼。杜先生的举动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看来很欠考虑，他可能摔倒、冻伤、迷路、车祸、截肢。。。。。。在低温雨雪天气里选择步行且没有专用装备，这是十足的疯狂，纯粹的愚蠢。
因此，我觉得兰州的《读者》编辑部要比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伟大。后世的人称颂凡尔纳，说是他的科幻小说具有超强的前瞻性，书中的幻想在多年后很多都成为了现实。而《读者》编辑部比凡尔纳还伟大，因为在十几二十年前，他们就用笑话预见了今天。那个笑话里说：亲爱的，我爱你胜于自己的生命。如果明天不下雨的话，我会来接你下班。这个笑话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在很多人看来，杜登勇应该先买一套登山防寒套件，配备GPS导航，80L专用登山背包外带饮用水压缩干粮保暖睡袋。在出发之前，他务必确定自己的行为不会招致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然后，他才应该出发去看望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生病的女友。不过，如果爱情里有如此之多的思量打算，那么这种爱情算个屁呀？
在今天，这种古典而传统的爱情有些不合时宜。现在的爱情类似于松散的双边协议，以互不侵害利益为底线，永远不谈奉献牺牲。总结起来可以用“三个绝对”概括：
1、我绝对爱你。2、我爱的绝对不止你一个。3、我爱你绝对超不过爱我自己。
双方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是理性的经济人，有超卓的生存能力，永远也不会给对方制造增添任何麻烦。当然，反过来这也是对另一方的基本要求。一对极度自私自利的人，但是又不得不基于生理、心理和经济上的需求呆在一起。于是，爱情就是这个鸟样，美其名曰：潇洒。所以，这个时代里最适合谈恋爱的是律师和会计，因为他们算得够专业。我因而对杜登勇先生的未来很是担心，如果他的女朋友也持有这种价值观，觉得杜先生傻得可以，丝毫没有觉得感动，反而认为他这种行为证明了他缺乏在商业社会生存所需的起码理性，结果要和他分手怎么办？
这年头爱情很稀少，大概是人人都希望情人是杜登勇，但是没人愿意去做杜登勇。
对于杜先生的举动，我个人非常赞赏。因为如果爱情不让人疯狂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已然疯掉了。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杜登勇的性别，他是一个男人。做为一个中国男人，为情人疯狂一把，投入一回，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妇女更多地在爱情上体现了勇敢、坚毅和担当。为了爱情奋不顾身，这个说法就是为中国女性度身定制的。2006年感动中国网络人物是一名二奶，情人被双规，她叫了一班小兄弟，硬生生把情人抢了回来。当时我就说，几时见过二爷这么干过的？几时见过老爷们怒沉百宝箱？只见过“婉转蛾眉马前死”的放弃，只见过“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催命。
现在好了，中国男人有了杜登勇。他的行动证明了至少有一个中国男人会为了情人而奋不顾身一把，不计算成败，不计较得失，以一个念头代替所有的思考，那就是：和你在一起。爱情应该是一种行动哲学，用行动远比言辞更有说服力。杜登勇证明了这一点，从而部分否定了那句女人中间流传已久的老话：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是的，坏东西在上网，好东西走在路上。在满坑满谷的精逼中间，少数几个傻逼显得如此珍贵，就像爱情本身。

——《槽边往事》原文链接http://www.caobian.info/?p=3101 原文标题：《比特海日志22月28日，为中国男人扳回一分》

这是一次发贴测试

2008-01-30T15:35:00.000+08:00

这是一次发贴测试，如果成功，我将更新这个博客，否则，暂时不启用。

以宽容分担忧伤

2007-04-28T06:11:00.000+08:00

还是在联合早报看到的新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在对本月16日枪击时间的死难者悼念会上，将凶手赵承熙也列入了悼念者的名单，他们放飞的是33个气球而不是32个、敲响的丧钟同样是33声，即将被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的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同样准备了3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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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7/04/gxnews070427.html

紧急援助业务URGENT BUSINESS ASSISTANCE

2007-03-16T17:25:00.000+08:00

这封信其实是我2天前收到的，相同内容的信我总共收到两封，一封在收件箱里，一封在垃圾箱里，当时我很诧异。
信中的内容，如果我相信了，那么我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是个富翁了，但我现在既然没有相信，所以，我还是个穷光蛋。

公开这封信的目的不为其他，只为让大家都不要成百万富翁。以下是信的全文：

URGENT BUSINESS ASSISTANCE
ATTN:PRESIDENT/C.E.O,

Good day! My name is MR. john moyo the Chief Auditor of FIRST NATIONAL BANK
OF SOUTH AFRICA (FNB) there is an account opened in this bank in 1980 and
since 1990 nobody has operated on this account again. After going through
some old files in the records, I discovered that if I do not remit this
money out urgently it would be forfeited. The owner of this account is
Mr.Andreas B. Smith, a foreigner and a Miner at Kruger Gold Company. A
Geologist by profession died in 1990.

No one knows about this account or anything concerning it the account has no
other beneficiary and the investigation proves to me as well that his
company does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account and the amount in the
account at the moment is US$18. 5 Million Dollars (Eighteen Million Five
Hundred Thousand United States Dollars).

As the money is in United States Dollars I need a foreign partner/account to
transfer the money overseas thus I am contacting you. Please kindly indicate
and if so contact me on the above phone numbers to enable me inform you on
next step to take. I need your full co-operation to make this transaction
work because the management is ready to approve this payment to any
foreigner who has correct information on this account, which I will give you
if you indicate your interest. I hope you can be able to handle such amount
in strict confidence because this opportunity will never come again in my
life. I need truthful person in this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cause I don’t
want to make any mistake. I need your strong assurance and confidentiality.

With my position now in the office I can transfer this money to any reliable
foreign account, with assurance that this money will be intact pending my
physical arrival in your country for sharing. All documents regarding this
transaction will be destroyed once I receive confirmation of the money in
your account thus leaving no trace to anything.
I will apply for annual leave to get visa immediately on confirmation to
receive this fund into your designated account with appropriate clearance
forms from the Ministries and Foreign Exchange Department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business you will be given 25% of the total
amount, 70% will be for me, while 5% will be for expenses that we might
incur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transaction.

Finally, pleas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transaction, all I want you to
do is to send me your Private Mobile Phone and Fax Numbers for Easy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Your Personal Bank Account Details. Please kindly
call me on the above private phone numbers While I’m looking forward to
receive your immediate reply by phone or email as soon as you receive this
letter.
Thanks And God Bless.
NB you can contact me with this email address johnmoyo_5@hotmail.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are folders without harming wildlife!
http://www.communicationevolved.com/en-za/

日本人性爱少出生率一直降

2007-03-15T20:00:00.001+08:00

在联合早报看到的消息。

这则消息让我知道了三点：第一，日本也有个叫"计划生育"的机构（拥有相同和更大职能的机构在我国叫"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种人口控制的协会或组织我原本以为只有cn才有。

当然，这第一点并不是我要说的关键，甚至是可以算做题外话的。下面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点：

"有39.7%年龄介于16至49岁的日本人，可以一个多月没有一次性生活……即使在已婚夫妇当中，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也占34.6%。"这一点让我相当的惊讶，原本以为jp拥有如此发达的情色产业，jp人一定是make的好手。没想到大部分jp都是外强中干。

当然是不是这些jp都是不能立正或都干涸了，我也不能很肯定的下个定论，从那些不是从中关村买来的毛片来看，jp还是很厉害的。

看来日本人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普通的压力可以通过外部释放来缓解，过大的压力只能通过自我摧残来转移注意了。

虽然这消息并不重要，但足可那些花着爷娘辛苦血汗钱去买jp（不是极品哦~）货，一面又喊着消灭小日本的人高兴一阵子了。

第三点也不是很重要，日本的这个机构把16岁的人也纳入了应该拥有正常性生活的范畴。

昨天的一个梦。

2007-03-12T08:29:00.001+08:00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现在想来都有点耸人听闻。

梦的内容是这样的：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对日本进行了核轰炸"

但愿这荒诞的梦永远不会是真的。

针对Mozilla Firefox做了优化

2007-03-11T20:17:00.000+08:00

其实说白了，我一直是个中立者，我使用google的大部分，但大量的搜索需要却是通过baidu来实现的，虽然也用google的搜索，但我怕了gfw，经常查着查着就“该页无法显示”。
早期（这个早期不是指pc发展的早期，是我刚买这台pc的时候~）我是个Firefox的爱好者。但国内大量不能正常显示的网页使我最终回到了IE。
再后来，我选择了maxthon，但我的默认浏览器一直是ie，这对我来说是个妥协。
直到今天，我无意间浏览一个网页时，出现了“你目前使用的浏览器是ie，这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
不知是为什么，我突然间感到有股难以掩饰的冲动，我忍不住下载了Firefox。

当我安装好后，我发现，它比以前好多了，或许是不断增加的占有率使得网页设计者们开始重视在Firefox下的浏览质量。

当我用我的新Firefox浏览我的这个blog时，我惊呆了，简直糟透了！
于是我做了一些小小的优化。

p.s. 上面的文风有点像是翻译的文章，我不知到这是怎么搞的，简直糟透了！以后要改变这种笔风了……

最牛B的十大劫案

2007-03-11T11:40:00.000+08:00

无意间看到的文章，现在转过来，可喜我把原文的地址给忘了。

Ten Greatest Robberies of all time
Central Bank of Iraq (2003): Saddam took US$1 billion a day before the warIn March 2003, on several occasions beginning on March 18, the day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bombing Baghdad, nearly US$1 billion was stolen from the Central Bank of Iraq. This is considered the largest bank heist in history. Approximately $650 million was later found hidden in walls in Saddam Hussein 's palace by US troops.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was the bulk of the stolen money. The remaining money is currently unaccounted for. Diyaa Habib al-Khayoun, general manager of the state-owned al-Rafidain Bank, claims that $250 million and 18 billion now worthless Iraqi dinars were also stolen, but by professional robbers unconnected to Saddam. In March 2003, a hand-written note surfaced, signed by Saddam, ordering $920 million to be withdrawn and given to his son Qusay. Bank officials state that Qusay and another unidentified man oversaw the cash, boxes of $100 bills, being loaded into trucks during a five hour operation. Qusay was later killed by US troops in a firefight. Boston Museum (1990): dressed as police officers, stole US$300 million worth in paintingsHours after St. Patrick's Day festivities wrapped up in Boston on March 18, 1990, two men dressed as police officers knocked on the security entrance side door of the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at 1:24 a.m. "The policy has always been that you don't open that doo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or God. Why on this one night they opened the door no one can explain," Lyle Grindle, the museum's current head of security, told Access Control & Security Systems, a security industry trade publication. Grindle was not in charge of security at the time of the 1990 heist. Just minutes after letting them in, the guards quickly learned that the late night visitors weren't real cops. Though they apparently did not brandish any weapons, the intruders managed to overpower the two guards. They handcuffed the guards, bound them with duct tape and left them in the basement. In the fewer than 90 minutes that followed, the bandits went through the museum's Dutch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and stole three Rembrandts, including the Dutch artist's only seascap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It was one of several works the thieves savagely cut to release it from its frame, leaving ragged edges of the canvas behind in otherwise empty frames, which continue to hang in the museum to this day. Also taken from that room was "The Concert" by Vermeer, as well as a Chinese bronze beaker located near the Rembrandt. The thieves also apparently tried to steal a fourth Rembrandt but were unsuccessful. Nearby, they also made off with "Landscape with an Obelisk," an oil painting by Govaert Flinck that was until recently attributed to Rembrandt, Flinck's mento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loor, the thieves went into the Short Gallery and ripped five Degas sketches from the wall. Feet away a bronze eagle that adorned the top of a Napoleonic flag was also pillaged. A Manet portrait, located in the museum's Blue Room on the first floor, capped off the list of works the thieves stole. It is not known in what order the rooms were ransacked, since the thieves ripped out the surveillance tape before fleeing the museum with it. To this day, the small museum isn't able to collect insurance, since it carried no insurance policy at the time of the heist. Knightsbridge Security Deposit (1987): requested to rent a safe deposit box, then subdued the manager and stole US$111 millionThe Knightsbridge Security Deposit robbery took place on 12 July 1987 in Knightsbridge, England, part of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in London. Two men entered the Knightsbridge Safe Deposit Centre and requested to rent a Safe deposit box. After being shown into the vault, they produced hand guns and subdued the manager and security guards. The thieves then hung a sign on the street level door explaining that the Safe Deposit Centre was temporarily closed, whilst letting in further accomplices. They broke open many of the safe deposit boxes and left with a hoard estimated to be worth £40 million (equivalent to roughly US$66 million at the 1987 exchange rate; the inflation-adjusted value would be £63.6 million --$111 million-- as of 2005). One hour after the robbers departed, one of the guards managed to escape his handcuffs to raise the alarm. Police forensic investigators at the crime scene recovered a fingerprint that was traced to the Italian Valerio Viccei. After a period of surveillance, Viccei and several of his accomplices were arrested during a series of coordinated raids on 12 August 1987 and later convicted of the crime. Viccei would later published a book on the robbery. Kent Securitas Depot (2006): abducted the manager, then stole USD$92.5 millionThe Securitas depot robbery was a robbery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early hours of 22 February 2006, between 01:00 and 02:15 UTC in England, an operation that succeeded in stealing the largest cash amount in British crime history. At least six men abducted and threatened the family of the manager, tied up fourteen staff members and stole £53,116,760 (about US$92.5 million or €78 million) in bank notes from a Securitas Cash Management Ltd depot in Vale Road, Tonbridge, Kent. The manager of the depot, Colin Dixon, was abducted at about 18:30 on 21 February, apparently while driving his Nissan Almera to his home in Herne Bay. He was pulled over on the A249 just outside Stockbury, a village North East of Maidstone, by what he thought was an unmarked police vehicle due to the blue lights behind the front grill. A man approached him in high-visibility clothing and a police-style hat. The manager proceeded to get into the police imposter's car, thinking that he was a police officer, where he was then handcuffed by others in the vehicle. He was then driven west on the M20 motorway to the West Malling bypass where he was bound further, transferred into a white van and transported to a farm in an unknown location in west Kent. As this was taking place, the manager's wife and eight-year-old son were being held hostage at their home in Herne Bay, after they answered the door to men dressed in police uniforms, who falsely informed them that the manager had been involved in a road traffic accident. They were then driven to the farm at which the manager was being held, where he was told at gunpoint that failure to cooperate could put him and his family in danger. The depot manager, his wife and son were taken to the Securitas depot in Tonbridge at around 01:00, travelling in a plain white van, being held at gunpoint. At the depot, 14 members of staff were bound by robbers, armed with handguns and wearing balaclavas. The heist came to an end at approximately 02:15, although it was still another hour before staff members, who had been tied up, managed to raise the alarm. Police officers arriving on the scene discovered staff, the manager and his family, bound but physically unharmed. Great Train Robbery (1963): stole US$74 million without gunsThe Great Train Robbery was the name given to a £2.3 million train robbery committed on 8 August 1963 at Bridego Railway Bridge, Ledburn near Mentmore in Buckinghamshire, England. The Royal Mail's Glasgow to London travelling post office (TPO) train was stopped by tampered signals. A 15-member gang, led by Bruce Reynolds and including Ronnie Biggs, Charlie Wilson, Jimmy Hussey, John Wheater, Brian Field, Jimmy White, Tommy Wisbey, Gordon Goody and Buster Edwards, stole £2.3 million in used £1, £5 and £10 notes — the equivalent of £40 million (US $74 million) in 2006. Although no guns were used in the robbery, the train driver, Jack Mills, was hit on the head with an iron bar, causing a black eye and facial bruising. The assailant was one of three members of the gang never to be arrested or identified. Frank Williams (at the time a Detective Inspector) claims to have traced the man, but he could not be charged because of lack of evidence. Mills recovered fully from the attack and died in 1970 from leukemia. Thirteen of the gang members were caught after police discovered their fingerprints at their hideout at Leatherslade Farm, near Oakley, Buckinghamshire. The robbers were tried, sentenced and imprisoned. Ronnie Biggs escaped from prison 15 months into his sentence, settling in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later moving to Rio de Janeiro, Brazil, when police found out his Melbourne address. Charlie Wilson escaped and was living outside Montreal, Canada on Rigaud Mountain. In the upper-middle-class neighbourhood where the large, secluded properties are surrounded by trees, Wilson was just another resident who enjoyed his privacy. Only when his wife made the mistake of telephoning his parents in England was Scotland Yard able to track him down. Banco Central in Brazil (2005): tunneled 255 feet up to the bank, then stole US$69.8 millionOn the weekend of August 6 and August 7, 2005 a gang of burglars, suspected to be either the Gang of the Tattooed or 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 tunneled into the Banco Central in Fortaleza. They removed five containers of 50-real notes, with an estimated value of 164,755,150 reais (US$69.8 million, £38.6 million, €56 million). The money was uninsured; a bank spokeswoman stated that the risks were too small to justify the insurance premiums. The burglars managed to evade or disable the bank's internal alarms and sensors; the burglary remained undiscovered until the bank opened for business on the morning of Monday, August 8. The Banco Central is a national banking institution charged with control of the money supply. The money in the vault was being examined to see if it should be recirculated or destroyed. The bills were not numbered sequentially, making them almost impossible to trace. Three months earlier, the gang of burglars had rented an empty property in the centre of the city and then tunneled 78 meters (255 ft) beneath two city blocks to a position beneath the bank. The gang had renovated a house and put up a sign indicating it was a landscaping company selling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grass as well as plants. Neighbours, who estimated that the gang consisted of between six and ten men, described how they had seen van-loads of soil being removed daily, but understood this to be a normal activity of the business. The tunnel, being roughly 70 cm ( 2.3 ft) square and running 4 meters (13 ft) beneath the surface, was well-constructed: it was lined with wood and plastic and had its own ligh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On the final weekend, the gang broke through 1.1 meters (3.6 ft) of steel-reinforced concrete to enter the bank vault. The bank notes weighed approximately 3,500 kg (approx. 7,700 lbs) and would have requir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remove. On October 22 the body of the suspected mastermind, Luis Fernando Ribeiro, 26, was found 9 October on an isolated road near Camanducaia, 200 miles (320 km) west of Rio de Janeiro. He had been shot seven times and had marks on his wrists as if he had been handcuffed. Five men were arrested September 28 with about $5.4 million of the money and told the police they had helped dig the tunnel. So far, authorities have recovered more than $7 million but $63 million remains unaccounted for. Northern Bank (2004): bank officials threatened to help steal US$50 millionThe Northern Bank robbery was a large robbery of cash from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Northern Bank in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Carried out by a large, proficient group on 20 December 2004, the gang seized £26.5 million in pounds sterling, making it one of the biggest bank robberies in British history. The police and the British and Irish governments claimed the Provisional IRA was responsible (or had permitted others to undertake the raid), a claim vehemently denied by the Provisional IRA itself and the Sinn Féin political party. The robbery, and the allegations and counter-allegations surrounding it, threw the Northern Ireland peace process into crisis. On the night of Sunday December 19, 2004 groups of armed men called at the homes of two 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Bank, one in Downpatrick in County Down, the other in Poleglass, near Belfast. Masquerading as police officers, they entered the homes and held the officials and their families at gunpoint. Bank official Chris Ward was taken from Poleglass to Downpatrick, the home of his supervisor Kevin McMullan, while gunmen remained at his home with his family. Subsequently Mr McMullan's wife was taken from their home and held, also at gunpoint, at an unknown location. The following day both officials were instructed to report for work at the bank's headquarters at Belfast's Donegall Square West as normal. They did so, and remained at work after the close of business, and later in the evening they gave admittance to other members of the gang. The robbers entered the bank's cash handling and storage facility. This held an unusually large amount of cash, in preparation for distribution to ATMs for the busy Christmas shopping season. Cash was transferred to one or several vehicles (possibly including a white "Luton" van) at the premises' Wellington Street entrance, and the gang fled. Shortly before midnight the gang holding the Ward family left, and those holding Mrs McMullan released her in a forest near Ballynahinch. The haul included £10m of uncirculated Northern Bank sterling banknotes, £5.5m of used Northern Bank sterling notes, £4.5m of circulated sterling notes issued by other banks, and small amounts of other currencies, largely Euros and U.S. Dollars. Brinks Mat warehouse (1983): broke into warehouse to find ten tonnes of gold bullion worth US$45 millionThe Brinks Mat Robbery occurred on 26 November 1983 when six robbers broke into the Brinks Mat warehouse at Heathrow Airport, England. The robbers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steal £3 million in cash; however when they arrived they found ten tonnes of gold bullion (worth £26 million). The gang got into the warehouse thanks to security guard Anthony Black, who was the brother-in-law of the raid's architect Brian Robinson. Scotland Yard quickly discovered the family connection and Black confessed to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raiders, providing them with a key to the main door and giving them details of security measures. Tried at the Old Bailey, Robinson and gang leader Michael McAvoy were each sentenced to 25 years imprisonment for armed robbery. Black got six years, and served three. Prior to his conviction McAvoy had entrusted part of his share to an associate John Perry. Perry recruited Kenneth Noye (who had links with a legitimate gold dealer in Bristol) to dispose of the gold. Noye melted down the bullion and recast it for sale. However the sudden movements of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hrough a Bristol bank came to the notice of the Treasury who informed the police. Noye was placed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and in January 1985 killed an officer he discovered in his garden. At the resulting trial the jury found him not guilty on the grounds of self-defence. In 1986 Noye was found guilty of conspiracy to handle the Brinks Mat gold, fined £700,000 and sentenced to 14 years in prison. Three tonnes of stolen gold has never been recovered. It is claimed that anyone wearing gold jewellery bought in the UK after 1983, is probably wearing Brinks Mat. Dunbar Armored (1997): inside man steals US$18.9 million The Dunbar Armored robbery is the largest cash robbery to have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occurred in 1997 at the Dunbar Armored facility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thieves made off with some 18.9 million U.S. Dollars. The robbery was masterminded by Allen Pace, who worked for Dunbar as a regional safety inspector. While on the job, Pace had time to photograph and examine the company's Los Angeles armored car depot. He recruited five of his childhood friends, and on the night of Friday, September 13, 1997, Pace used his keys to gain admittance to the facility. Pace had timed the security cameras and determined how they could be avoided. Once inside, they waited within the staff cafeteria, ambushing the guards one by one. Pace knew that on Friday nights the vault was open due to the large quantities of money being moved. Rushing the vault guards, the robbers managed to subdue them before they could signal any alarms. In half an hour, the robbers had load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to a waiting U-Haul. Pace knew exactly which bags contained the highest denomination and non-sequential bills. He also knew where the recording devices for the security cameras were located and took these. The police immediately realized it was an inside job and closely examined Pace, but could find nothing. The gang worked hard to conceal their new wealth, laundering it through property deals and phony businesses. Eventually, one of the gang members, Eugene Lamar Hill, erred when he gave an unknowing associate a stack of bills still wrapped with the original cash straps. The associate went to the police and Hill was arrested. Hill soon confessed and named his associates. Allen Pace was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twenty-four years in jail. Only a fraction of the money was ever recovered. Some $10 million is still unaccounted for. Lufthansa (1978): US$5.8 million at Kennedy AirportThe 1978 Lufthansa Heist was planned by Jimmy Burke (immortalized in Martin Scorcese's Goodfellas), an associate of the Lucchese crime family, and carried out by several of his associates. It all began when bookmaker, Martin Krugman, told Henry Hill (an associate of Jimmy Burke's) about millions of dollars in untraceable money. The money was flown in once a month and was the money exchanged by servicemen and tourists in West Germany and that it was stored in a cardboard vault at Kennedy Airport. The information had come from Louis Werner, who owed Krugman $20,000 in gambling debts and worked at the airport. On December 11th, at 3.12 a.m. a guard, named Kelly Whalen, patrolling the cargo terminal, spotted a black Ford Econoline van pulling into a bay near a loading platform, for vaults. Whalen walked toward the loading bay, to investigate this peculiar appartion and was struck over the head with a .45 pistol. A wiry man in a black ski mask pulled his mask over his face as the blood began to pour from Whalen's wound. Another man grabbed Whalen's gun and thus disarmed him. Whalen was ordered, by the two men, to disarm the silent alarm, after he did this he was handcuffed behind his back. He saw a series of other men, all carrying rifles or pistols, running into the cargo terminal and then another man took his wallet and said that they knew where his family were and that they had men ready to visit them. Whalen nodded to indicate that he would co-operate with the thieves. Another guard, Rolf Rebmann, heard a noise by the loading ramp and when he went to investigate, 6 armed, masked men forced their way in and handcuffed him. They then used a one of a kind key from Werner and walked through a maze of corridors to where the two other employees would be. Once these two had been rounded up two gunmen ventured downstairs to look for unexpected visitors and then the other men marched the employees to a lunch room, where the other employees were on a 3 a.m. break. The gunmen burst into the lunch room and brandishing their firearms they showed a bloodied Whalen as an indication of their intentions if anyone got out of line. They knew each employee by name and forced them onto the ground. They made John Murray, the terminal's senior cargo agent, call Rudi Eirich on the intercom. The robbers knew that Eirich was the only guard that night who knew the right combinations to open the double door vault. Murray was made to pretend, to Eirich,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 load from Frankfurt and told Eirich to meet him in the cafeteria. As Eirich approached the cafe he was met by two shotguns and he saw the other employees, bound and gagged on the cafeteria floor. One gunman kept watch over the 10 employees and the other 3 took Eirich, at gun point, down two flights of stairs to the double door vault. He later reported that the men were informed and knew all about the safety systems in the vault and they knew about the double door system, whereby one door must be shut or the other one can't be opened or the alarm will be activated. The men ordered Eirich to open up the first door, to a 10-by-20 foot room. They knew that if he opened up the second door he would activate an alarm to the Port Authority. Once inside they ordered Eirich to lie on the ground and they then began sifting through invoices and freight manifests to determine which parcels they wanted of the many similarly wrapped ones. Finally they began hurling parcels through, one nearly hit Eirich's head, he saw it kicked open and said that inside was stacks and stacks of cash. Around 40 parcels were removed and Eirich was made to lock the inner door before unlocking the outer door because this would trigger an alarm to the Port Authority office. Two of the gunmen were assigned to load the parcels into the vans while the others tied up Eirich. A man, without a ski mask on, burst into the cafeteria and was euphoric, he said to the other gunmen that they had the money in the vans. He was quickly told to put on his ski mask by the other thieves, however some of the employees caught a glimpse of his face. They were told not to call the Port Authority until 4:30 a.m., when the men left it was 4:16 a.m. according to the cafeteria clock and no calls were made until 4:30, when a report of $5 million in cash and $875,000 in jewels being stolen was made. The employees complied because they knew if the police caught the men they or their families would be harmed or even killed. The robbery took only 64 minutes and was the largest cash robbery ever committed on American soil at the time.

超级郁闷――――Aolo的博客

2007-03-10T08:08:00.001+08:00

今天闲的发慌，在网上到处逛。
无意间访问到sogou.com。我在浏览了它的首页后看到有个"G邮箱"的链接，想：啊，google不会不开眼到和sogou合作吧，他们在搜索上可是竞争对手啊。于是连忙点开看。哦，原来是sogou自己搞的邮箱。
继续闲的发慌，继续在网上逛。
又访问到一个logo在线生成网站，哈哈，在上面玩了一会，看到该网站还提供邮箱图片生成。于是点开来看，哦哦，提供的邮箱种类很多啊。
（我这人十全十美，但就一点不好，爱瞎联系，原本这个logo在线生成网站和sogou屁不相关，我偏要凑到一起。我一看提供的邮箱图片在线生成里没有sogou的，心就痒，倒不是为sogou打抱不平。）
于是我自己打开PS,又从网上下载了sogou的logo，自己动手做了一个：

做好了！我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很满意。

啊，突然想到我还没有注册呢，于是赶紧跑去注册，但是，超级郁闷的是，mianjv这个账号，已经被人注册了！！！我白忙活了！！！
哎，天道无常，那我就做一个好人吧，一会联系下这个邮箱，把这图片送给他，哎~~~~

龙应台：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2007-03-09T16:32:00.001+08:00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ps：在别人的blog上看到的文章，无助感又一次袭上心头，决定转载。

朱令事件的完整报道

2007-02-27T20:05:00.000+08:00

首先说明下面一篇文章是转载，并非我原创，文章出处不知道，反正我是从Internet上找到的，由于文章比较长，所以我采用了较小的字体，阅读不便之处，尚请大家见谅。

-- 朱令事件的完整报道
作者: macro
访当年奇异“铊”中毒的清华女生朱令还记得清华大学当年的女学生朱令吗？5年多以前，她曾经牵动了那么多人的心：当时朱令出现了奇怪的中毒症状，她的同学在因特网上向全世界发出了求救信，使她最后被确诊为“铊”中毒。如果说，数年前，是互联网帮助朱令留住了珍贵的生命，那么这几年来，她却是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活着并在努力地站起来。她最喜欢“死不了”。　
朱令曾经非常幸运，漂亮、聪明、多才多艺，她还令人羡慕地成为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生。然而５年多以前一次莫名其妙的中毒，使她的命运从此改变。那是１９９５年的４月，正在清华大学化工系三年级读书的朱令出现了奇怪的中毒症状：秀发脱落、面肌瘫痪、发音含混、四肢无力，被送往医院，医院对此束手无策。此时，朱令高中时的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９２级学生贝志诚和几个同学将朱令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发信。他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回信１５００多封，其中不少回信认为她是“铊”中毒，后经专家诊断证实。确诊并没有使她的病情立即好转：昔日相貌秀美、聪慧可人的女孩成了植物人。
朱令的家庭是个命运多舛的家庭。她曾有过一个与她一样聪明美丽、考上北大的姐姐，但是在一次旅游中意外失足坠崖。母亲说，当时看着已经没有了意识的朱令，她只有一个想法：“我已失去了一个女儿，不能再失去这惟一的一个了。”虽然朱令摄入的“铊”的含量足以夺人性命，但是这个女孩却顽强地活了下来。朱令最喜欢“死不了”花，因为朴实无华的小花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方庄小区的家里，记者见到了这个喜欢“死不了”的姑娘。她顽强地抗争着。
一进门，就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朱令正合着保姆的口令做手部锻炼，那双曾经在钢琴和古琴上弹奏出美妙音乐的双手正微颤着努力做抓、握等练习。突然，只见朱令不安地转动起头来，嘴里不知哼着什么。“她想站起来！”朱令的母亲告诉记者。由于朱令的双腿伸不直，母亲和保姆费力地将朱令抬到健身器上。朱令双手按住扶手静静地站着，母亲在前面看着，保姆站在朱令身后紧紧抱着她。“她一咳嗽就有可能摔倒。”就这样，三个人一站就是一小时。母亲说，这样做可以锻炼她腰部和腿部的肌肉。母亲说，两年前，朱令像这样站立还需要夹板。
录音机里播放的是朱令最喜欢的古筝曲。朱令歪着头认真地聆听，脸上露出了笑容。母亲说，朱令当年是清华艺术团民乐队的主力，中毒前几个月，还曾在北京音乐厅弹奏《广陵散》。朱令心情不好时会吵着要钢琴，只要音乐声响起，烦躁的心绪就会平静下来。她盼着将来有一天还能重返校园。她要站起来，她要上学。
朱令现在的智商有时就像几岁的孩子，对过去不幸的一幕她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痛苦的记忆，但她对上学仍是念念不忘。母亲说，朱令经常痴痴地望着她，含糊不清地说着：“我要站起来，我要上学！ ”采访中，在国家地震局工作的父亲回家了，他径直走到女儿身边，当起了教练。“手伸直，身体往左转、右转，好极！”听到父亲的夸奖，朱令又露出了笑容。而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朱令又坐回轮椅，双手举了几十次杠铃。每一次上举，朱令的脸都憋得通红。父亲告诉记者，朱令每天要这样锻炼三四次，每次都是在父母的要求下才停下来。生病前的朱令是个性格开朗、活泼可爱的女孩。残酷的命运似乎还未淹没她调皮的天性。朱令爱听音乐和相声，喜欢听保姆唱流行歌曲，有时高兴了自己也哼唱一段。“朱令喜欢和我开玩笑，她还给我起了好几个怪名字呢。”保姆周文梅笑着说。

朱令的母亲朱明新说：“我们都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我们也都很清楚，换了一家医院，可能还没有协和有能力抢救孩子的生命，至少它在医疗设备和技术上是一流的。但因为协和的傲慢和自视甚高，才导致了这一恶性的后果。权威的观念是可怕的，它有时候不仅延误病人，还会损害它自己的声誉。如果协和能够谦逊一些，能够集纳多方意见，我想我们家这样的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怪病
　　朱令一家人仍在为5年前开始卧病的朱令跟协和医院的官司伤透了脑筋，生于1973年1 1月的朱令在1995年因铊中毒延误治疗留下了永久性后遗症，现在她已经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及基本丧失语言能力。尽管如此，家人和记者关于5年前那些事的谈话仍旧可能刺激她，所以她的母亲朱明新选择了她不在家的时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患病前的朱令
　朱令原为是清华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据朱明新说，她是一个健康聪明、开朗、在同学里人缘很好的女孩。1994年12月，她首次因不明原因发病，腹、腰四肢关节痛，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近一个月，病因无法确诊，头发全部掉光后病情好转出院。寒假过后回校上学，她的头发已长出一寸左右，但人依然很虚弱。开学一周后，她再次发病，双脚疼痛难忍、双手麻木，再次脱发。1995年3月9日，前往北京市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就医，神内主任李舜伟教授接诊后，经初诊“高度怀疑铊中毒”，并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张寿林大夫会诊，张提出可能是“铊中毒”或“砷中毒”，但因该所当时不能做检测，张建议到朝阳医院做检测，但没去。
　　朱令就在协和医院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3月15日住院。据朱明新回忆：“从那时起，朱令就开始接受各式各样的检查，有一天光是抽血化验就进行了12次，化验结果都没有血液上的毛病，但是她的神智越来越恍惚，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差，说话也开始不清楚。这时医生告诉我们，基本否定了‘铊中毒’。协和医院有过多种诊断考虑，主要考虑为‘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
　　协和医院也曾怀疑她犯中毒性疾病的可能。虽然朱令为化学系学生，但她否认自己有过重金属接触史。而且临床病程表现不像，所以一再排除。但协和医院就这一怀疑并未通过检测方式排除，这成为本案的关键所在。尽管后来协和医院出具了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的书面证明，说明协和曾出面联系过重金属检测事宜，而因两个研究所都没有开展该项检测项目，被迫放弃。

无用的网上求救
　就这样，朱令在协和医院继续呆了下去，等待确诊消息，她体内的毒素一再深入侵蚀身体。3月22日，因为吃东西开始呛，医院对她做为了抢救和维持生命必须的气管切开术，手术中她产生昏迷，三天后的晚上11点，出现吸氧不稳定的情况，幸好守护在侧的父亲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次危情。次日，她被收入ICU，靠呼吸机生存，普通手术中出现危急的病人在ICU最多也就住几天，她一住就是三个月，3月28日起，她进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期间家人请求会诊，朱令的主治大夫认为：“协和是世界水平级的医院，你们还不相信我们？”
　 1995年4月5日，朱令事件曾引起社会关注，特别是北大清华学生上网求救后，朱令成为中国首位利用“互联网”寻求拯救的病人。据统计，前后在网上收到1000多封信，朱令的初中同学贝志诚在北大征集了二三十名北大同学义务翻译，不断地把信件译成中文，送给朱令父母，希望他们尽快转交给主治大夫，给朱令做一次是否铊中毒的检测，但是均被以“干扰治疗”的名义拒绝。
　贝志诚回忆说：“4月18日，我到ICU病区门口等大夫传送我们翻译好的EMAIL，希望他们能够采纳，但是我从早上8点等到下午5点，除了少数愿意看但是不起作用的年轻大夫外，其他人谁也不看。”时任ICU主任的大夫还说他们这是在给院方“施加压力”。所以这次甚至在海外都很有影响的、十分人道和富有国际主义色彩的“网上求救”运动以无效告终。
　　与此同时，朱令继续天天接受各式各样研究性检查，前来会诊的协和各科大夫依据他们的某些判断提出各色检查建议，比如“肾穿刺”或者“脑活组织”检查，有些破坏性过大的检查被家属拒绝。有一次，她的主治大夫坚决要求朱令从协和的老楼搬到前楼去做一次“核磁共振”，因为朱令全身插满了管子，又处于昏迷状态，家人只好请来数名壮汉帮忙运送。
　　就是这些检查，使一年后朱令出院时，他们家人收到了含少数住院费和昂贵的ICU监护费和药品在内的50万元账单。
朱令事件是非常令人痛心和气愤的。在国内，它被错误地当作互联网英雄事迹被国内媒体过度炒作，而忽视了对协和医院种种做法的深入讨论，更对于事件的凶手忌讳过深。学过医的都知道，朱令的中毒剂量大大超过了致死量，一般的误服不可能达到这个剂量，肯定是被人投毒了，这一点完全可以够上故意杀人罪。从朱令一开始矢口否认毒物接触史可以看出，凶手就是她身边的人。从这一事件的结果看，最起码是“坏人不臭”。我们不否认中国公安的侦察能力差，我们也不否认这个案件由于时间跨度大，所以取证工作异常困难。但是最让我们担心的是当时公安的办案决心，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正义性。正是因为社会正义和法律尊严被悄悄地收藏了起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第二次投铊案，这次是在北大，还是和化学有关的系，是化学系！由于凶手主动自首，两个受害者治疗还算是及时，全部完全康复。但是这次的凶手别看是主动自首的，被判了11年，外加3年的政治权利。关于这段往事，我们现在只能在Google上查到一个网址有详细记载，而且必须用网页快照的方式观看了。
清华北大两个投毒案最大的不同是：清华案中犯罪嫌疑人有相当的背景，而北大案中受害者之一（罪犯同宿舍的那位“试验品”）有一定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案中的罪犯是背着受害者去的医院并在医院自首的，但是由于没有背景，而且受害者之一是东北某大学校长的公子，仍然重判。现在两位受害者都在美国，也可能就在你们身边，而害人者估计还在监狱里。作为对照，清华的嫌疑人在美国，而受害者却在病床上。
这两个案件的不同的结局，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还是让大家来评论吧。

嫌疑犯名字叫做：孙维

当时的清华本科生是接触不到铊的，只有孙维因为和教授作课题才能接触。另外，警方还掌握了相当多的证据；按警方的看法，如果没有下面说的情况，早可以定罪了。
她的爷爷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革副主席。
据说他死前，最高领导人去探访他，他的要求就是把他孙女放出来。又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大发雷霆说：放他妈什么放，打死了装在麻袋里放出去。
但结果，大家都猜得到。
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尽力阻止该名嫌疑犯出国，先后阻止了她在美国、英国、新加坡使馆获得签证。在前年她和一个美国人结婚了，再次申请出国，美国使馆要求同仁医院对她的精神状况进行检查；这是去年的最后消息了。
我难以奢望她会有一点点罪恶感，因为永远是坏蛋睡得最香。

孙维和朱令的同班同学是知道真相的，我想系里和校里也是知道事情真相的。我想代孙维的老师李隆弟也应该知道真相。为什么大家能够麻木不仁呢？看到一个可怜家庭中可爱女孩就这样被摧残？物化二不是化学系的学生工作典范吗？为什么人际关系如此恶劣？大家甚至不愿来往？为什么在国内媒体关注时，校里，系里通过学生干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难道虚伪作工具是在清华学习的目的吗？其实朱令和孙维包括我们都是清华化学系教育的牺牲品，孙维只所以能如此变态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至于孙维能逃脱惩罚，这在中国早已见怪不怪了。但学校，学生和教授参于一个阴谋可令人深思。看到吴今的英文诗，又触动了我五，六年前的良心。我可以ONFIRM，是孙维。

确诊和治疗都很“黑色幽默”
　　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震阳在1997年3月5日的谈话记录中作证：“(朱令的铊中毒化验)是家属委托我做的，协和医院事先没有委托我。朱令的妈妈来找我，我提出请家属带来朱令的脑脊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做全面化验。……第二天，朱令的父亲拿到了五种样本，我们马上做化验，化验结果，是严重铊中毒，下午我们重新做了一次化验，最后确认了朱令铊中毒的含量(是致死量)，同时，我建议协和医院使用口服普鲁士蓝解毒。”

他还解释，铊中毒症状很明显，比较容易诊断，尤其脱发、米氏线、手足痛，很典型。铊中毒一般在体内潜伏期比较长，发病时间也长，侵害病人的神经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及时抢救，毒物还没有侵害病人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的话，那么病人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化验单交到朱令的主治大夫手里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还不一定吧。”交到当初初诊朱令铊中毒的李舜伟医生手里时，他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等于是被同行说服了。
　　4月28日当晚，协和医院和朱令家属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中日友好医院库房里找到了仅存的20针普鲁士蓝化学剂，三毛钱一支，后来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盒装的普鲁士蓝，总共四十余元。朱令父亲吴承志两次买药都带了三四千元，以为救命非得要跟救命程度相等的钱，结果是啼笑皆非。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状消失，然而严重的后遗症却将和她相伴终生。
　　而且，节外生枝，3月20日朱令病历显示，其丙肝抗体正常，3月24日协和医院对她开始的血浆置换疗法尽管对在确诊不得的情况下维持她的生命起了相当的作用，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CC以上的换血量却使她感染了丙肝，气管切开手术落下的肺部易感染和丙肝感染成为现在朱令身体很严重的侵扰源。在这点上，两次诉讼时候，法院基本上回避了。
无独有偶，在朱令解毒后不久，北京大学有另外两名学生也因为被同学投毒而铊中毒，但因为抢救及时，两人在两周后彻底恢复，朱令用她的半条命普及了一条医疗常识。
漫长的诉讼期
　　1996年12月，在朱令离开协和又转入其他医院及一家康复中心半年后，她的家人犹豫许久之后才决定将此事对簿公堂，朱明新说：“我当时还很不想打官司，主要是想给女儿一个好一些的医治环境，再加上我一再考虑是否将来还可能不得不回协和去治病，它毕竟是中国最好的医院，要不是亲朋好友一再鼓励，我可能就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后来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协和一再地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我的决心也就越来越坚决，直到后来，变成了我是家里惟一坚持要打完这场官司的人。我们面对的压力是他人难于想象的。”
　　立案花了半年多，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鉴定，认为协和医院在朱令案中没有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接理此案的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也在收集了双方的证据后，基本根据医疗事故鉴定中心的说法作为最终判断的标准。用当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官的话来说是：“我们是很同情原告一方地作出了一个不公正的判决。”1999年4 月2日，朱明新败诉。

随后，北京市浩天律师事务所接受了朱明新的投诉，它和前一家律师事务所一样，是免费为朱令辩护的，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俞蓉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子其实就是一个权势问题，被告是一个权威医疗机构，根底很深很牢固，要他们承认自己犯过什么过失基本是不可能的。诉讼时间的漫长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我们受理这样的案子，首先没有经济利益，其次没有新闻效应，可以说完全没有好处，完全是出于义愤。”俞蓉还介绍说，当时媒体基本被封杀关于本案的报道，她一度想求助境外媒体，但考虑到朱令一家的处境就放弃了。
　　俞蓉还认为：“医患关系在法律上虽说是平等的主体，但是如果做鉴定是非中立的医疗体系内的机构比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它基本上是一个准行政机构，很难没有偏向，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平等权利就很难得到彻底的保证。”
　　1999年12月，浩天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次对朱令作出鉴定的申请。2000年6月，该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接受该案的法医刘鑫将所有既往病历重新整理一遍，并对一审时协和医院出具的他们曾咨询北京职业病防治所(当时属于朝阳医院一个科室)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重新取证，发现其中有时间和人物上的不符，基本否认协和医院曾对朱令铊中毒四处寻求检测机构的努力。从而认为：“(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原物，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
　　再次鉴定的艰难和法医措辞的委婉在整部鉴定书中显而易见，刘鑫说：“我们鉴定是为了确定在整个事件中是否存在损害事实和侵权事实，以及这些事实跟医疗行为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一旦成立，本案作为民事诉讼的理由就可以成立。”当然，刘鑫还意识到， “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们基本上按法律程序来做，所以还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出具这一鉴定书。我们认为协和医院只是‘严格意义上的过错’，这一点原告后来也认同。”
　　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 万元，但是这一赔付至今没有执行

告诉你什么是GFW——广大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GFW

2007-02-26T06:13:00.000+08:00

早先在海上闲话看到的文章，原本是要转到百度空间的，但或许是包含几个“领导上”所叮嘱的敏感词汇，被拒绝百度了，么的办法，只好发到这个“匪巢”来。

每次写到互联网的中国特色，都会说到GFW，那么，到底什么是GFW呢？
维基百科的回答GFWed
防火长城，也称中国防火墙或中国国家防火墙，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管辖互联网内部建立的多套网络审查系统的总称，包括相关行政审查系统。一般情况下主要指中国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自动审查和过滤监控、由计算机与网络设备等软硬件所构成的系统。
其英文名称Great Firewall of China（与长城 Great Wall 相谐的效果），简写为Great Firewall，缩写GFW。随著使用的广泛，GFW已被用于动词，GFWed是指被防火长城所屏蔽。
域名劫持
在地球上一共有13组根（Root）级别的DNS服务器，目前中国大陆已有多台DNS镜像。但没有一组受中国大陆直接控制，所以中国大陆方面未能从根本上控制网站域名。
2002年左右，中国大陆开始采用域名劫持手段，他们用路由器提供的IDS监测系统来进行域名劫持，防止了人们访问被过滤的网站。同时，为了防止高级用户自己直接使用有正常功能的境外的域名服务器，中国大陆也开始不断地封锁海外的DNS服务器，已经封锁了几百个北美的DNS服务器。
暂时不影响到海外以及港、澳的用户（但给大陆网民带来极大的麻烦）。
另三项技术：
国家入口网关的IP封锁GFWed
主干路由器关键字过滤阻断GFWed
HTTPS证书过滤GFWed
对于Google的审查
对于google.com的查询返回结果有报道称是专门过滤的，即GFW针对google.com返回结果中的网页地址进行过滤，对关键字的过滤并不严格。而google.cn对返回结果的过滤仅只是对网页网址的，这就说明对于google.com返回的大量网页，中国网络审查更经济而有效的方法便是像前面所说的一样，而且事实上对于google.com的审查也正是如此。
从GFW的分布来看，审查过滤系统主要位于国际出口处，但最近通过对审查过滤系统返回的RST复位包IP头进行(TTL值)分析，发现存在两个欺骗源，其一位于国际出口处，另一个位于骨干网省级接入处。因此推测GFW对于境内的非法内容也具有一定审查能力。值得提到的是，对于境内网络内容的审查主要是通过ICP备案来实现的。
从2007年2 月前后，GFW开始对境外及境内的Wap网站含有的敏感字符进行过滤，原本在移动版Google可以打开的维基百科中文版现已不能通过Google网页转换功能进行访问，连带的就是在访问含有“zh.wikipedia.org”的Google链接后，5分钟内再次访问Google被阻断。2007年2月8日后，原本可以通过Google.cn移动版访问维基百科的方法也宣告失败。估计是ISP在内部也安装了一台GFW设备。
Google对于GFW的回答
百度对于GFW的回答（基本没回答，除了告诉我们这个很敏感之外）
搜狗对于GFW的回答
倘若没有了GFW，广大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让我们拥护GFW，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了全中国的和谐和争取自己的和谐权而努力奋斗！

走

2007-02-25T20:04:00.000+08:00

我的心，已经飞了很久，
可是现在，就这样栖下来了……